提要

       《文學雜誌》創刊於1956年9月，至1960年8月停刊，共出版48期（至第8卷第6期），為期四年。雜誌由劉守宜擔任發行人、夏濟安主編。1959年夏濟安出國，自1959年4月，第6卷第2期起改由夏濟安、侯健兩人掛名主編。1960年因不堪虧損而停刊。

       《文學雜誌》與朱光潛主編、1937年在北平創刊的《文學雜誌》同名。朱光潛在發刊詞中說：「創刊宗旨乃要集合全國作家在自由發展個性中開發新文藝，並在讀者群眾中養成愛好純正文藝的趣味與熱誠」。1956年，《文學雜誌》創刊號上〈致讀者〉說：

       我們的信念是：一個認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時代表達他的時代的精神的人。

       我們並非不講求文字的美麗，不過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說老實話。

       劉守宜是朱光潛的門生，從雜誌名稱到編輯宗旨，乃至雜誌封面風格都明顯繼承朱光潛香火的意味。

       劉守宜在大陸時任正中書局襄理，來台後成立明華書局，想延續出版志業，其閒暇時與熟識之夏濟安在牌桌上談起創辦純文學雜誌的理想，經過吳魯芹的入伙、林以亮的加持，《文學雜誌》終於誕生。吳魯芹說：「《文學雜誌》的編排以及外表，多少是承襲當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雜誌》，守宜不知從那裡找到一本舊本作範本，大體上是一仍舊貫，並不需要什麼新意……」。無奈，幾位讀書人只知編務，不諳行銷，《文學雜誌》逐漸虧損，1959年夏濟安應邀出國講學，由侯健接編，「那已經是不大好收拾的『殘局』，只差一張死亡證明書了」（吳魯芹語）。

       《文學雜誌》苦撐四年，最後連明華書局也一併賠光，劉守宜落得典當俱盡，靠替出版社校稿維生，終因過勞而中風住院，台大教授侯健知道後引介他任台大秘書處秘書。後轉任教輔仁、淡江大學，他後來一直夢想重整明華書局、復刊《文學雜誌》、出版多套文學古典鉅獻等等，最後二度中風，於1989年病逝，可謂齎志以終。

       由於《文學雜誌》掛名夏濟安主編，所以讀者都認為雜誌的編輯風格來自夏濟安一人，其實劉守宜也是一位雜誌老編，不但跟夏濟安一起編《文學雜誌》，1971年6月林海音離開《純文學》時，也是由劉守宜接掌主編。

       吳魯芹說「守宜雖然是發行人或者經理。他的興趣實在還是偏重在修補工作，他的文字很乾淨，曾經用『石堂』的筆名在雜誌上發表過文章，最喜歡陪著濟安改稿，對經理的事務自然就難免有虧職守了，我們常笑他『不務正業』……」。劉守宜的主編性格，陳飛龍在〈劉守宜的故事〉中敘述他對待《文學雜誌》的稿件：

       現在他府上仍留有他當時親筆刪改的稿件：改了一遍，在塗改處再改一遍，又在繁雜紊亂的改稿上，細密左遷右引的第三度修補。不眠不休地熬夜刪改，甚至改到原文脫胎換骨，短稿長了三倍，長稿刪成短文，即使印刷廠排好了校樣，他仍舊拿來大加斧斲，每校送回都讓老闆和工人大呼討饒，常常在第三校時央求他，若能不再變動，就請他吃大餐，可是他絕不輕饒，寧可耽擱一兩天出刊，也要完全滿意之後，方始放行。

       劉守宜本身也是一位學域廣博的學者，用筆名「石堂」在《文學雜誌》發表過四篇文章，其中〈紅樓夢的對話〉引起和徐訏的論戰。陳飛龍說「徐訐一直以為是夏濟安教授執筆」呢。由於夏濟安掛名《文學雜誌》主編，且許多投稿青年後來紛紛撰寫投去的稿子被大量修改，認為全部出自夏濟安之手，殊不知夏、劉兩人都是「改稿狂」，《文學雜誌》不但是當時青年創作者良好的鍛鍊場域，同時也被引導出相當類似文學觀與寫作風氣。

       夏、劉兩人個性不同，卻同樣固執，竟可如此沆瀣一氣地編派雜誌，實在令人驚訝。這緣於兩人對純文學觀念、文學教育與文學理想的想法都一致。

       在第1期〈致讀者〉就說「本刊歡迎投稿。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希望海內外作家譯家，源源賜寄，共觀厥成。」《文學雜誌》確實做到開誠佈公，接納海內外投稿，其中特別強調「譯家」的外國文學外，對於「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這一類的稿件，我們特別歡迎。」（〈致讀者〉），這些可圈可點的理念全部都實踐在出刊的雜誌上，不能不令人佩服。

       思兼在〈期待《文學雜誌》的復刊〉一文中，歸納《文學雜誌》有三項前後其他雜誌所不及的特色：

       第一：樸質真醇，風味絕佳。文學雜誌所崇尚的風格，是樸素、理智、冷靜，刊載的文章大多樸質可愛，不流於熱情奔放，不故弄玄虛，也不作過分雕飾，但是卻言之有物，透露著真情實感。文學理論方面，超越中西文學的界限，破除古今的分疆，無論是中國舊文學的研析，西洋文學理論與作品的評介與當代作品的批評，都是堅實精緻。在創作方面，無論詩、散文、小說，無論是名家或新秀之作，頗多耐人尋味之處。

       第二、凝聚才智，圈子寬廣。創辦人劉守宜，主編夏濟安、侯健等，在他們密切配合下，動員起來的撰稿陣容是空前堅強，不論是國內外的前輩學者、一流作家、後起新銳，幾乎可說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且其涵蓋面廣遠，既不會太重某類作品的偏頗，也不會有少數人佔去太多篇幅的現象，可謂調配得恰到好處，無論是評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乃至譯作，都凝聚了一流知識分子的心血結晶，堪稱1950年代的典範代表作品。

       第三、嚴肅認真，向心力強。夏濟安編文學雜誌，將整個生命力投注於文學，是善盡編輯之責的標準典範，他為文學雜誌所花的心血，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從約稿、審稿到掌握編輯方針，堅守原則，一絲不苟，他既不因新手的稿子而馬馬虎虎的看一看就丟了，更不因為老作家的作品而忽略了編輯的審稿責任，至於提攜後進，不僅僅是不遺餘力，且眼光奇準，確實鼓勵了許多新作家，提拔了不少真正的人才。

       《文學雜誌》在1950年代出版發行時，並沒有引起社會/文壇的注意（吳魯芹說「當時的台灣「文壇」，並沒有把這份刊物放在眼裡」）。但是，他對學界的批評風氣以及日後台灣現代文學的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因而取得很高的地位。

       首先看第1卷第1期（雖然催生者之一的吳魯芹說「至於第一期的內容，找們私下是很不滿意的」）；所有作者不但是一時之選，其內容則是：古典和現代文學理論、現代詩和小說及散文的創作、翻譯文學……可謂古今中外一網打盡。在編輯雜誌的一開始，就以一本標準的「純文學雜誌」呈現給讀者。之後的每一期，幾乎都維持這樣的水準。如果說，編者沒有用心策畫編輯，是絕不可能的事。《文學雜誌》提供台灣社會做為文學雜誌的典範，似乎後來的文學雜誌仍然很難超越它。

       劉守宜和夏濟安強烈的改稿風格，影響初習創作者的文學觀念和寫作方向。例如夏濟安刊登白先勇第1篇作品〈金大奶奶〉之外，還讚賞作者文字老辣，並指示白先勇要多學習像毛姆、莫泊桑等冷靜分析的文字風格，白先勇說「這對作者日後創作幫助甚大」。又如，《文學雜誌》前三年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同樣重視，後來白先勇創辦的《現代文學》似乎承繼了這種風格。而當時青年作家創作時，也意識到可以向古典文學取材，例如劉紹銘的短篇小說〈烈女〉來自《醒世恒言》、奚淞的〈封神榜裏的哪吒〉來自《封神演義》等，都是有趣的現象。

       由於《文學雜誌》的鼓勵與栽培，當時的年輕作者日後卓然成家者不在少數。劉紹銘說「我在台大時，比我先畢業的同學如叢甦、葉維廉、金恒杰，比我後的如白先勇、王文興、陳秀美等都曾親受過先生的細心指導。」除了劉紹銘自己，其他還有熊珍、朱乃長、謝文孫、莊信正、李歐梵、歐陽子、葉維廉、葉珊等等。《文學雜誌》引進西方文學與理論更是不遺餘力，據張新穎統計：從第1期至第48期，共譯詩歌58首，散文11篇，小說24篇，劇本2種；外國文學理論與批評，共57篇，其中37篇是翻譯；另有8篇（6篇譯文）雖難以歸於上面的幾類，卻無疑也屬於外國文學部分。除了翻譯，夏、劉兩人都親自把西方理論實踐在創作文本的批評，做了最佳示範。

       《文學雜誌》並無每期特別規劃專號，雖然說「原因可能稿源不足，能如期出刊已是萬幸。」（許俊雅語），這理由並不重要，《文學雜誌》就是非常均衡地發展著，劉紹銘說《文學雜誌》「保持中國文學命脈，栽培中國新作家」，確為定論。（鄭明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