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暢流》創刊於1950年2月16日，發刊形式為半月刊，固定每月1日、16日出刊，直至民國1991年7月1日停刊，共發行993期，期間從未間斷、延遲或脫刊，堪稱文藝雜誌社團的經營典範。《暢流》一開始是由台灣鐡路管理局所創辦，以「暢流半月刊社」之名義出版，由當時的鐵路局主任祕書秦啟文擔任發行人，專門委員吳愷玄擔任主編工作。1952年《暢流》為配合政府命令各機關不得自辦宣傳刊物，因而進行首次改組，從原隸屬單位轉由鐡路黨部接手管理，並指派安徽籍制憲國大代表吳裕民擔任發行人兼主編一職。《暢流》在名義上為黨營事業，從32卷1期（1965年8月）至76卷5期（1987年10月）皆由鐡路局長擔任發行人一職，其銷售通路亦以台鐡列車和地方火車站為主要據點，極具濃厚的官方色彩。

        根據《暢流》第25卷第2期（1962年3月），孫旗之〈記「暢流」創刊十二周年紀念會〉，鐵路局長陳樹曦的說法：「除了每期的火車時刻表，由路局給予一點廣告費而已。可以說，路局與鐡路黨部，只是從旁協助，從來不給予《暢流》什麼約束，我們只希望它沿著發揚文化的道路進步。」可見《暢流》實質上為一份「公辦私營」的刊物，雖然有自籌資金的辛苦，卻也因而獲得較具彈性的發展空間。

        《暢流》為台灣鐡路局所創立，因此也附帶鐡路文宣之職責，其刊名便是取自運輸「貨暢其流」之意。根據《暢流》第21卷第1期(1960.2)〈本刊十週年紀念感言〉中，強調《暢流》發行之四大重點如下：一、為路局與大眾聯絡感情之工具；二、加強對鐡路運輸之理解，實現民生主義之理想；三、建立鐡路運輸之理論；四、提高文藝素養。以上宣言表現出《暢流》的政府機關刊物形象。然而就刊物實際內容來看，在以宣揚政策為名的前導之下，執行更多的是文藝理念之實，加上《暢流》的目標客戶群大多是火車乘客，鐡路又是當時最主要的大眾運輸系統，因此兼顧多方興趣的大眾文藝成為刊物主要編輯方針。

        曾經擔任主編長達八年之久的吳裕民，在《暢流》十週年(第21卷第1期）發表感言：「以言本刊宗旨，在培養人生之興趣，十年以來，迄未變更。目的只在使工作辛勤人士，酒後飯餘，消痰化氣，舟唇馬背，遣歲忘憂，以恢復其疲勞，增進其健康，純化其興趣，卑之無甚高論，如此而已。」透露刊物內容設計主要以排解旅客舟車勞頓之苦，凡舉休閒文化、遊記小品、古典詩畫與小說連載等等，其刊載篇幅已遠遠大於政令宣導，如此雅俗共賞的編輯理念，帶領《暢流》日後走向「綜合性」刊物的長遠發展。

        由於《暢流》在編制上為鐡路黨部事業，刊物發行人、社長、編輯委員皆由鐡路局長官和部屬擔任。歷年來主編共有八位，分別是吳愷玄、吳裕民、石叔明、汪啓泰、林競夫、劉慶德、陸英育、莊原，他們的編輯理念相當一致，秉持著一貫「以文會友」的親民風格，不論名家或百姓皆廣納各方來稿，塑造出自由形象的藝文空間。《暢流》在歷屆編輯理念下散發出濃厚的文藝氣習，與投稿作家亦維持著親密的情感。在當時南來北往全仰賴鐡路交通系統的五、六Ｏ年代，暢流社辦公室因地理位置之便，很快成為藝文界朋友落腳休憩之地，因此與編輯群之間發展出一種類似文藝沙龍的交流氛圍。根據編輯王琰如的回憶，當時不少女作家，包括嚴友梅、繁露、艾雯、郭晉秀和張漱菡都曾經是她家中的座上賓，由此可見當時《暢流》著重文藝走向的經營風格，確實也吸引不少作家共襄盛舉。

        《暢流》刊載作品為台灣文學留下寶貴的文庫資料，《暢流》作為鐡路局文刊，內容多以鐡道建設、機械新知及交通相關主題見長，其中的遊記書寫最具承載和移動特色，不少女作家像是謝冰瑩、鍾梅音、郭良蕙、蕭傳文、張雪茵、艾雯等都為南北各景點留下筆踪，這些女作家取樣台灣的湖光山色、廟宇古蹟，尤其是日治時期的遺風以及山區原住民的生活樣態，建構戰後台灣人文樣貌的新視野。

        1952年《暢流》推出「暢流叢書」，將廣受讀者喜愛的連載小說以單行本出版發行，受到不少好評並且一版再版，財務拮据的暢流社，也因叢書的銷售業績而轉虧為盈。叢書系列除了連載小說之外，還有小品文集、雜文遊記、外國文學譯著、傳記文學、報導文學等諸多品項，其中不乏當今耳熟能詳的重量級作家。張毓如在其碩士論文《乘著日常生活的列車前進——以戰後二十年間的《暢流》半月刊為考察中心》中，根據「暢流叢書」的廣告頁記載和編輯王琰如的回憶，整理出紅極一時的熱門書籍，像是張漱菡《意難忘》、公孫嬿《雨中花》、孟瑤《心園》、燕玲《孤帆遠影》、瓊音《誰的過錯》、張心漪譯《慈母心》及《林肯外傳》、郭良蕙《泥窪的的邊緣》、蓁芝《台灣鐡路風景線》等。從銷售成績可以看出《暢流》不僅提供年輕創作者一個發表作品的園地，也著實培育出五Ｏ年代一批享譽文壇的女作家。

        1991年6月《暢流》正式宣佈停刊，原因為省政預算會議刪除鐡路局書刊雜誌補助經費，各列車不再提供免費報刊服務，《暢流》頓時失去主要的訂戶支援，不得已只好停止長達41年的營運馬拉松。對此，接辦《暢流》最後11年寒暑的主編陸英育最是感慨，創刊以來的歷屆主編皆以「兼職」付出最大心力與熱忱，如今卻因國家體制變革而被迫停刊，他在接受曾萍萍專訪（《文訊》240期，2005年10月）中，表達內心沉重的遺憾中表達內心沉重的遺憾，表示十年內印刷費漲了一倍，郵資漲了七倍，而《暢流》定價一無二致，然而年年編列一點象徵性的預算均遭中央悉數刪除，可見《暢流》一路走來篳路藍縷，堅持下去是歷任編輯的共同信念。

       《暢流》是一份大時代刊物，走過台灣光復初期的動盪，經歷了完整的政治戒嚴時期，同時也見證兩岸政策從敵對到開放的民主過程。鐡道發展在台灣可上溯至清領時期，劉銘傳在台建設第一條從基隆至大稻埕的鐡路運輸，日治時期創刊於明治45年（1912）的《台灣鐡道》，則台灣鐡路雜誌之先趨。根據「暢流叢書」之列的譯者作家，同時也是鐵路局員工王施惠於〈賀「暢流」四十週年社慶〉(《暢流》961期，1990.2.16）中表示，《暢流》的創立原是幾位原來任職京滬鐡路的菁英掌理台灣鐡路管理局，引入《京滬週刊》的經驗與構想。可見，《暢流》在台灣歷史上至少承載兩個重大意義，一則接續日治以來鐡道在台發展的文史紀錄，二則結合交通運輸實踐國民政府在台文藝發展政策。

        《暢流》的創立為推動文化政策的一環，秉持為鐡路局宣導的服務理念，用文字記錄鐡道鋪設的每一段新里程，更因身具公共交通運輸的特質，文刊內容也趨向大眾品味，無形中將文學理念帶入民間日常生活中，為推動文藝大眾化的最佳示範。《暢流》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份鐡路雜誌，而是鐡道文藝刊物的傳承者、大眾文藝的推行者，以及台灣歷史的見證者。（王鈺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