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臺灣詩薈》乃是連雅堂於1924年2月在臺北創刊的古典文學雜誌，直到1925年10月赴杭州西湖養病停刊止，共發行22期。他曾在〈臺灣詩薈發刊序〉開章明義地指出這份期刊的創辦宗旨：「臺灣詩學於今為盛，文運之延，賴此一線」，延續臺灣詩學及傳統文化是他創辦這份刊物的動機。日本治臺之後，西力東漸的社會文化趨勢，漢學式微，倫常敗壞，臺灣文化日漸消沉。為求振興，連雅堂在第五號「餘墨」提及刊行詩薈的二大目的：「一以振興現代之文學，一以保存舊時之遺書」，採取折衷觀點，連雅堂認為「學術尚新，文章尚舊」，因而編輯《臺灣詩薈》以廣收古今各家詩文作品，同時也刊行現當代的學術論著。

      《臺灣詩薈》經常性的專欄，有：詩鈔、詩存、詞鈔、文鈔、文存、詩話、學術、雜錄、詩鐘、謎拾、餘墨；另外，尚有騷壇紀事、傳紀、遺著、小說、論衡、尺牘、詩薈同人錄、啜茗錄、花叢迴顧錄等專欄。

      連雅堂創辦《臺灣詩薈》，首重傳統文學與文化遺產的保存，以此觀點綜覽已發刊的22期，可見此刊內容以文學史料性的專欄居多，當中輯錄了詩、文、詞等文學作品，也連載了文學批評論著，如連雅堂《臺灣詩乘》、洪棄生《寄鶴齋詩話》與許天奎《鐵峯詩話》等臺灣古典詩學論著，這對當時臺灣詩學的建構或詩觀的提出，應有其貢獻。

      此外，連雅堂也搜羅了一些頗為珍貴的史料，如創刊號裡收錄了不少有關鄭成功的史料，「文存」專欄有鄭成功的〈與日本幕府書〉、〈再與日本幕府書〉、〈報父書〉、〈與荷蘭守將書〉；同此號「傳紀」一欄裡，出現了黃宗羲〈賜姓始末〉，也在「臺灣漫錄」欄，有連雅堂〈延平祠記〉詳細謄錄了當時放置於延平郡王祠內一塊碑的全文，另有〈寧靖玉笏〉、〈鄭氏故物〉、〈劉國軒碑〉、〈釋華佑遺書〉等資料，皆有助於後人對明鄭歷史文化的瞭解。

      此刊裡也收錄了日治時期臺灣詩社的重要史料，1924年《臺灣詩薈》發行時，正逢臺灣詩社振興奮起之際，當時南北詩社競起，已設立的吟社數量有七十個之多，面對當時詩壇風氣之趨向，《臺灣詩薈》刊載了關於臺灣詩社發展的文章，如〈臺灣詩社記〉、〈櫟社題名碑記〉、〈臺灣詩社大會記〉，此外，還開闢了「騷壇記事」刊載了關於當時臺灣詩社的社務資訊。

      再者，連雅堂也相當重視古代文物、民俗文化與地方物產的保存記錄，為此他撰寫了〈臺灣漫錄〉、〈臺南古蹟志〉，陸續在「雜錄」專欄刊載，內容多記述了臺灣歷史文化及民俗習慣的掌故由來。

      又，連雅堂個人在1924至1925年間與朋友之間交遊的書信，亦在《臺灣詩薈》「尺牘」一欄刊出。由此臆想，連雅堂刻意保存當時文人往來的書信，乃是他意識到這些書信具有史料價值，可供後人參照研究之用。 較特別的是，《臺灣詩薈》開闢「小說」一欄，刊載這項文類的創作，如第三號雅棠〈鯤鹿摭聞〉、第五號千尺〈拳師述遇〉、第六號嵌樵〈野史叢談〉、第七號千尺〈碧桃女子〉，多是傳統文人以地方逸聞為題材，寫成的通俗小說。

      除了文學與文化史料之外，「學術」、「論衡」、「雜錄」等專欄，則載錄了當時海內外科學、哲學與文藝的學術論著，如林履信〈人原〉、雅棠〈東西科學考證〉、耿光〈說火星〉、林履信〈憎新主義與愛新主義〉、畏廉〈孔子與康德〉、山口透〈論彼氏教育學〉、黃質〈濱虹畫語〉、胡南溟〈聖符內篇〉等。從這些屬於現代性的學術論著，顯見《臺灣詩薈》對傳統文化與現代知識平衡重視的立場。

      《臺灣詩薈》除了有文學作品、學術文章、歷史記述資料之外，對於音樂性的題材文章多有收錄，包括傳統戲曲、藝旦音樂社群、音樂與信仰、樂器、音樂科技等，例如第十一號刊載了項衡方〈崑曲淺說〉；若再加上連雅堂的樂論文章，《臺灣詩薈》所提供的音樂性知識材料，著實增廣讀者的藝術見聞，同時，也展現出此刊物具有多元性主題的知識面向。

      綜上所述，面對著新、舊文化交鋒的時代環境，這份刊物最重要的價值乃是保存臺灣古典文學史料。連雅堂在「詩鈔」、「詞鈔」、「文鈔」、「文存」等專欄裡，重刊了前人遺集，如沈光文的《沈斯庵詩集》、張煌言《張蒼水詩錄》、郁永河《稗海紀遊》、郁永河《海上紀略》、孫元衡的《赤嵌集》、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王凱泰《臺灣雜詠》、陳輝《陳旭初詩集》、陳肇興的《陶村詩稿》、梁成柟《梁鈍庵詩稿》、林占梅《潛園琴餘草》、賴紹堯《悔之詩草》……這些珍貴的臺灣文學史料，透過《臺灣詩薈》的刊載保存，使其歷經日治、戰後各個階段後，至今仍可公諸於世，供後人閱讀，福澤後世。另外，連雅堂除了廣搜前人遺集，刊載了當時臺灣詩文作家的傳紀及作品，也保存了日治時期臺人與日人的詩作。同時，《臺灣詩薈》對臺灣地方性的文化傳承，包括臺灣歷史古蹟、民俗文化、地方風物、通俗小說與叢談等，及其對新時代學術藝文認知的開啟，都有一定的貢獻。

      就編者的立場來盱衡《臺灣詩薈》的價值，它創刊發行的時間適逢臺灣文化界發動了「新、舊文學論爭」，立足於傳統文學陣營的連雅堂，在刊物最後留了個補白之用的「餘墨」專欄，透過短小篇幅表達其個人對文學與文化的觀點，因此，從中可掌握連雅堂的詩觀，以及他感受到傳統漢文化在當時的處境。再者，從刊物中也可看出連雅堂面對「新舊文學論戰」的態度，他期望藉由對臺灣文獻的保存與顯發，來因應新文化潮流湧現，但也不極端保守地妄顧時代新變的趨勢，反倒主張適切地吸納現代性的學術知識，擴充知識視野。換言之，這份刊物正是連雅堂在新、舊文化交鋒之際，選擇了兼容並蓄的文化路線代表著。(吳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