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文星》首卷首期的代發刊詞〈不按牌理出牌〉將該刊物的性質定位在「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並將目標放在「啟發智慧並供給知識」上。總3期更重申《文星》既要「啟發智慧並供給知識」，則必須走「平易近人」的路線，「希望編出一本雅俗共賞，不八股，不黃色的刊物」。這本由蕭孟能和朱婉堅夫婦創辦的自由主義月刊，因著蕭父蕭同茲的廣大人脈，一啟始便有各路菁英的支持與參與。而在《文星》發表文章的文藝界、學術界名人確實不少，胡秋原、余光中、張秀亞、梁實秋、蘇雪林、瘂弦、洛夫、方思、殷海光、徐復觀、覃子豪、敻虹、周夢蝶、夏志清、葉嘉瑩等，皆是《文星》邀約的對象。易言之，雖然在每一期的「編輯室報告」中都言創刊維艱，但其實已經十分順遂。1959年，甫發行不滿兩年的《文星》，就將刊物性質改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文學的」作品在此刊物中雖未絕跡，但確實淪為弱勢族群，而編輯群將「思想的」擺在首位，似乎已經嗅到了未來《文星》將以此道徹底轉型，並且風雲一時。

       《文星》編輯群曾在總4期發表了一篇名為〈互信團結，不必自擾〉的短文，文中以成舍我刊載在總3期的〈狗年談新聞自由〉所造成的「新亡國論」為引，指出「『文星』同仁並無政治野心，一個非政論性的刊物亦無助於此項目的達成」。然而，三年九個月後李敖的出現，卻改變了這樣的宣言，也埋下了《文星》被禁的種子。在1961年11月總49期延攬李敖加入《文星》後（發表〈老年人和棒子〉），《文星》正式邁入新的階段，李敖在總51期發表〈播種者胡適〉，毫不掩飾地表達他對胡適及其思想的讚譽，延續上一期胡適的〈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脈絡與氣勢，也點燃了反胡適、反西化（現代化）者的火苗。李敖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總52期）後，便開始與胡秋原、徐復觀、居浩然、鄭學稼等人展開筆戰，擁護西化與胡適的李敖，也將《文星》的向度做了大幅度的修正，除了對社會現象多所批判之外，於中西文化的著墨也遠遠超越其他文類，獨占鼇頭。李敖的權力在蕭孟能的支持下得以馳騁，此由連續三期（總53－55期）大篇幅地列入胡適專欄（這三期儼然胡適專號）可見一斑。《文星》在此時攀上頂峰，在知名度和銷售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語。《文星》自1962年5月1日總55期起，擴充了較以往多一倍的篇幅，也在封面（以人物的繪畫取代照片）和排版上（如：加入橫式印刷）做了調整，而這些與李敖的加入有很大的關係，有論者便將總55期視作《文星》的第二個階段，而第三個階段則為從復刊到終刊。

       然而，好景不常，1965年《文星》及李敖被捲入賣國控訴事件，該事件由於涉及費正清的親共陰謀，國民黨也更深入對《文星》的調查，該年年底，警備總司令部以「（54）訓喚九三四五號」查禁《文星》雜誌第97期。12月，李敖因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以謝然之的作風為例〉的社論，闖入國民黨的禁區，《文星》雜誌第98期因此被封，白色恐怖的魔爪堂而皇之地伸向了這個當初曾經信誓旦旦與政治脫勾的刊物。

       《文星》除了「封面人物」、「文星畫頁」和「地平線詩選」之外（「地平線詩選」在總24期結束，總41期開始改由「文星詩選」登場），並無固定的欄目，但總體而言皆涵攝在人物、政治、文化、社會、藝術和文學幾個大類之下。《文星》在總8期增設了「群言堂」一欄，以短評的形式，讓普羅大眾擁有發言的空間，然而總25期開始，「群言堂」讓位，《文星》成為純粹知識菁英交流的場域。總體觀之，《文星》的「不按牌理出牌」，只有放在與「傳統思維」（或曰現代化、西化的反面）的對照和與國民黨的意識型態對峙（李敖為代表）上有其可談性，其他方面其實非常「按牌理出牌」。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文星》每一期的封面人物介紹堪稱該期刊的特色之一，而編輯群選擇的，皆係各行各業的專家能人，但幾乎都是歐美人士。如：首期封面人物大文豪海明威、西德經濟部長葉爾哈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特奈克、英國小說家赫胥黎、印象派大師畢卡索、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漢學家高本漢、費正清等皆名列其中。由這些封面人物不難看出編輯群的宏大企圖，除了要呼應時事並與國際接軌之外，更要展現出不凡的眼光。然而，除了台灣臉孔在這份刊物鮮少露面，至總43期才首次出現，主角是當時的清大校長梅貽琦博士，他因為推動台灣第一座原子爐的啟用而獲選。此外，胡適（總51期）、蔣廷黻（總72期）、李濟（總73期）是其他少數的例外。有趣的是，溫莎公爵因「為愛情而犧牲皇位」登上了第90期的封面，令人頗堪玩味之外，上榜的封面人物都是高知識、高藝術水平之流，唯一家喻戶曉的通俗人物是影星碧姬芭杜（總83期）。易言之，這種強烈的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氣息的標準，似乎有些背離了真正的「平易近人」與「雅俗共賞」。（謝靜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