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國文藝》月刊，創刊於1952年3月1日，停刊期待查。現存79期（至7卷8期之後，另有一期期號「82」，但未見版權頁，出版日期不可考）。自第四卷第九期開始改為半月刊，每期縮減為每本20頁。雜誌由唐賢龍任社長、唐曉風任發行人、王平陵主編。王平陵在1952年3月至1954年擔任主編工作，之後改由「編輯委員會」署名編輯。

       《中國文藝》屬純粹民營的文藝刊物，創刊宗旨據主編王平陵說：「本刊創立旨趣，就想在反侵略、爭自由的總表現中，也就是在中國文藝運動的總成績中，有我們的一份……今天，環繞於我們週遭的，盡是怵目驚心、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能讓這些故事，在我們眼前輕輕滑失，我們不願意聽到讀者們在事過境遷之後，因為找不到代表時代的作品而發出惋惜、讉責的聲音：這便是創立本刊的一個旨趣。」王平陵期許自己擔負當代的責任，在50年代中國文藝運動的總成績中，有自己的一份，保留當時怵目驚心、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創刊詞〉中提出鏗鏘有力的吶喊：「許多偉大的作品，往往是在非常的烘爐中，經過千錘萬鍊的結晶……今天，在我們周圍有的是白骨推築的書庫，鮮血寫就的詩篇，血淚譜成的歌曲，難道還不夠激動工作熱情，還不能啟發創作的心泉嗎？」優秀的作家能忠實於時代的使命，希望能藉此振興社會的風氣，同心推進國運與文運。李偉文〈一切不曾發生〉：「英國作家伍爾芙曾經說：『一切不曾發生，直到它被描述。』雖然記錄下來也許很快被淹沒在資訊大海之中，但是，沒有留下紀錄，許多真實發生的事情就如煙塵消散在虛空中，也許很快的連當事人也不復記憶。」主編標榜「全國名作家執筆」，以「第一流權威雜誌」自許。

       《中國文藝》靈魂人物王平陵（1898～1964）為江蘇溧陽人。本名仰篙，平陵是他的字。浙江省立杭州第一師範、震旦大學法文科畢業。刻苦勤學，備受李叔同贊賞。在李叔同出家為僧前夕，將自己全部的文學論著轉贈給王平陵。曾任奉天第一師範、溧陽縣立同濟中學、南京美術專門學校教師，暨南大學、政工幹校、菲律賓華僑師範教授。主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掃蕩報》編輯、泰國《世界日報》總編輯，《文藝月刊》、《中國文藝》月刊主編，「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等。王平陵的創作文類有論述、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如短篇小說集《湖濱秋色》，長篇小說《茫茫夜》，散文集《幸福的泉源》、詩集《獅子吼》等。共計四十餘部。詩集《獅子吼》，寫抗戰軍民英勇殺敵，氣勢磅礡，感人肺腑。論著《三十年文壇滄桑錄》，記錄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50年代的臺灣文壇。王平陵文字平淡樸實，陶希聖評介其作品：「志趣勝於詞藻，風格高於情景。」

       王平陵待人溫和敦厚，常對女兒王晶心說：「忍耐」是人生的消炎片﹔「幽默」是人生的興奮劑﹔「仁愛」是人生的維他命﹔「寬恕」是人生的潤滑油。（古遠清：《幾度飄零：大陸赴台文人沉浮錄》）。

       王平陵在《中國文藝》刊載個人著作《三十年文壇滄桑錄》共計三十九期，並使用多個筆名：史痕、秋濤、西冷、草萊等撰文，皆發表在《中國文藝》。以「史痕」發表論文有二十三篇（〈論短篇小說〉、〈論海洋與文學〉、〈談小說故事的處理〉、〈論小說故事的選擇〉、〈論小說的背景〉、〈論人體的刻劃〉、〈談寫景的藝術〉、〈論創作的寬度與深度〉、〈談小說的過場與高潮〉、〈論作品的風格〉、〈論文藝欣賞〉、〈論人物背景〉、〈論批評家的風度〉、〈論動態描寫〉、〈論寫實的技術〉、〈鍛練寫作技術〉、〈論「黃色文藝」〉、〈創作資源的補給〉、〈從軍中劇運說起〉、〈文學的新使命〉、〈論文藝與熱情〉、〈赤帝的文藝政策〉、〈自由作家大團結〉）。隨筆一篇（〈作家走向軍中〉）。以「草萊」發表論文有一篇（〈論文藝作者與戰爭〉）。以「秋濤」發表散文有兩篇（〈碧潭〉、〈聖誕節的故事〉）；論文一篇（〈論現階段的「劇運」〉）；詩一首（夜〉）；小說一篇（〈山地歌姬〉）。以「西冷」發表小說有十篇（〈破釜沉舟〉、〈芸姑〉、〈一天的丈夫〉、〈老情侶〉、〈夜歸〉、〈罪的工價〉、〈慶功宴〉、〈在浴室裡〉、〈漁家女〉）。以「王平陵」發表小說有兩篇（〈漩渦〉、〈論散文〉）。主編易人之後，王平陵就未在《中國文藝》上發表文章。

       王平陵編輯《文藝月刊》長達十五年，對於來稿、閱稿及編稿的工作，駕輕就熟。負責《中國文藝》的編輯工作，準備以賠本的決心，全力創辦這份雜誌。另設編輯委員會，聘請七位編輯委員，不論任何稿件，均須得到三分之二的同意，方能刊登，審稿嚴謹。王平陵退出主編之後，《中國文藝》風格亦有變化，以各文類之創作稿為主，至後來幾乎全部發表小說創作，撰寫作家也不如之前的豐富與變化，以少數作家經常撰稿維持版面。

       在王平陵編輯時，也多次發表主編的對於讀者意見的回覆與新方針的計畫等，除了創刊號的〈創刊詞〉外，在第七期有〈半年來的本刊〉綜合讀者意見，檢討創刊半年來的得失：「文藝論文最精彩，詩與散文次之，而小說方面則陣容比較軟弱……從未刊登戲劇、電影和音樂方面的論文，在創作方面更沒有刊過富於時代意義及適合上演條件的劇本……」，又如第八期有〈我們我們應該寫些什麼？〉希望投稿的作者們「放寬視野，擴大胸懷，在各方面搜尋寫作的素材，力求解答各種現實的課題！」，在第十二期，發表〈本刊一週年紀念〉，其中說明「不論是小說，散文，詩….每期都有一些靠得住的譯作，同時刊出來……」，這也是很有意義的方針。我們注意一下《中國文藝》翻譯歐美名著的作家，如：錢歌川、蘇雪林、黎烈文、沉櫻、鍾憲民等，確實也是一時之選。

       在第二卷第三期發表〈紀念五四文藝節〉，期待作家能「……排除枯燥的公式，拋棄生硬的八股，回復到五四的精神──科學與民主的精神，為科學而寫作，為民主而寫作，也就是為人生與人性而寫作，為自由而寫作。」

       在創刊兩週年、四週年時，又有〈本刊兩週年紀念〉、〈本刊邁進第四年〉等文與讀者溝通，在在說明主編認真負責的態度。

       《中國文藝》在創刊號中內容包含：小說、散文、詩、文藝批評（如〈真〉）、文藝理論（〈文言文跟白話文〉）、文壇回憶（〈閒話魯迅及其他〉）、作家介紹（〈世界名畫家評傳〉）、文藝報導（〈一九五一年美國文壇〉）等主題。各期撰稿主要作家，在論文方面有梁實秋、杜衡之、(唐)曉風、何容、李曼瑰、李辰冬、祝秀俠、王夢鷗、盧月化等；小說有鳯兮、謝冰瑩、尹雪曼、晶心、王書川、陳香梅、西冷、唐賢龍、方瑜、高陽、黎烈文、依風露、蕭傳文、侯健、馬各、彭歌、李輝英、繁露、東方白、劉心皇、郭衣洞、劉以鬯、徐訏等；散文方面有徐鐘珮、梁容若等；錢歌川、沉櫻、黎烈文、蘇雪林、陳紀瑩、梁容若、艾雯、鍾梅音、張漱菡、琰如、林語堂等；詩歌方面有覃子豪、鍾鼎文、侯佩尹、彭邦楨、洛夫、趙滋蕃、吳望堯、夏菁等。

       由於讀者對小說有濃厚興趣，曾發刊十次小說專號：第四期、第十期(按，前十二期未分卷，之後從第二年起按卷分期)、第二卷第三期、第二卷第九期、第三卷第一期、第三卷第四期、第三卷第十期、第三卷第十一期、第四卷第七期、第五卷第一期等。鑒於散文的重要性，第五期發表一次散文特輯，頗受讀者好評。

       由於時代氛圍及知識份子的時代責任感，《中國文藝》的編輯方針仍然以反共抗俄的戰鬥文學為中心，為50年代的台灣文壇，留下鮮明的印記。就知識份子的時代責任來說，1950年時，跟著政府退守台灣的知識份子仍然抱持著枕戈待旦，反攻大陸的決心。《中國文藝》之創刊，並沒有政府任何指示，完全出自唐賢龍個人出資，並「以賠本的決心，來全力創辦此一雜誌」，其創辦雜誌的目標設定為「純文藝的刊物」，但不知不覺仍然以戰鬥文學為中心，實在是出自知識份子的時代責任感。王平陵自謂本不願意接受此項工作，但禁不起經唐賢龍的熱誠感召，經過兩年商議，乃以犧牲的精神來接受此項工作，兩人創始的精神實是令人尊敬。

       《中國文藝》在創刊一年後，王平陵在〈《中國文藝》的過去．現在．及未來〉一文中說：「本刊為自由中國行銷最廣的文藝刊物之一，每期銷數，常在七千五百份到一萬份之間，長期訂戶，現達一千二百餘戶……現收支已能平衡。」在50年代物資貧瘠之時，一份私人出資刊物能夠有這樣的成績，是很不容易的事。台灣50、60年代戰鬥文藝的興趣，除了政府在撤退後的危機意識而出面鼓吹，知識份子本身也肩負起國家社會的責任感，從整個歷史來看，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至於《中國文藝》所刊登的作品，當代名家仍然不少，同時，也不是篇篇都針對反共抗俄，仍然有非關此一主題的純文藝作品發表；另方面，即使以反共抗俄為主題的創作，也並非都是八股文章，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它們仍然有存在與研究的價值。

       舉例來說，創刊號發表第一篇作品是杜衡的〈真〉一文，內容是談「文藝作品的尺度」，強調創作「真的不一定是好的，但好的卻必須是真的」，這確實是放諸四海而皆準、行諸百世而不謬的真理，作者舉例除了古代作家如陶淵明、曹雪芹等為例，也有外國作家為例，文章後面談到「政治動力」影響文學創作，也是非常客觀討論，並沒有陷入「戰鬥文藝」的框框內，實是一篇佳作。創刊號第二篇是何容的〈文言文跟白話文〉，也是純粹討論現代白話文的寫作準則是以「活語言」為中心，這篇文章就是放在現在，仍然值得讀者閱讀。創刊號第三篇是祝秀俠的〈閒話魯迅及其他〉，祝秀俠在當時也是名家，他這些系列的「文壇回憶」記錄，後來出版成專書，在當時是具有影響力的作家／作品。至於其他作品，鐘憲民的〈世界名畫家評傳〉屬於外國藝術家介紹、〈1951年美國文壇〉及王沿津的〈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文藝界〉都屬於外國文藝報導。

       以上就是整個創刊號非創作部分，所有作者都已經有專著出版，是當時重要文藝理論家，同時他們寫的每篇文章都不屬於「反共抗俄/戰鬥文藝」範疇。至於創刊號的創作部分，王平陵也網羅了當時的名家，例如謝冰瑩、林海音、鳳兮、林朗乃至唐賢龍、王平陵的小說，散文部分有徐鍾珮、尹雪曼、張秀亞、陳定山、徐薇等，新詩有鐘鼎文及侯佩尹翻譯繆塞的〈寄雨果〉等等，這些作者在當時都已經出版過專書，是當時有份量的重要作家。屬於「青年作家」的僅有黑玉，發表新詩，後來此作者陸續有新詩發表，可見編者提拔青年作家的用心。

       從整本創刊號，可以看出主編王平陵的用心與用力，且絲毫沒有刻意在抗戰文藝上著墨。日後發表的作品如果跟戰鬥文藝有關，實在只是表現當時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感而已，不能用做為政治的工具來一筆抹去其存在價值。

       《中國文藝》網羅當時文壇作家發表作品，可以看見許多作家的早年寫作軌跡，例如梁實秋、杜衡之、何容、李曼瑰、李辰冬、王夢鷗、盧月化等人的論文寫作；鳯兮、謝冰瑩、尹雪曼、陳香梅、方瑜、高陽、黎烈文、依風露、蕭傳文、侯健、馬各、彭歌、王書川等人早期的小說創作；覃子豪、鍾鼎文、侯佩尹、彭邦楨、洛夫、公孫嬿、夏菁、徐訏等人的早期新詩；至於劉以鬯早年的小說及李曼瑰早年發表小說創作〈錯過的愛〉等及侯健發表小說〈一個女人的悲劇〉、吳望堯發表小說〈海的誘惑〉都很令人驚喜。總之，《中國文藝》作為保存50年代台灣作家的珍貴史料，功不可沒。（鄭明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