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詩刊綜論
解昆樺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人社中心研發組長
1960年代是戰後紙媒詩刊對臺灣現代詩壇影響力最強健時期，然而極具戲劇性地，這波強健影響力的發生，肇因於戒嚴時期對公眾報章的嚴密審查。
當時距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實不遠矣，當權政府管控公眾媒體言論，使公眾媒體上的報紙副刊版面空間受限制。由於現代詩寫作相對散文、小說文類，屬於非敘事性語言，而且受到1963年《聯合報》副刊資深主編林海音女士，因為刊登風遲〈故事〉一詩，而犯國民政府之政治禁忌，因事辭職。 [1] 這使得報紙副刊更緊縮現代詩刊登之空間，因此在副刊版面上未有太大的空間發揮，逐漸轉以詩為重的刊物發展。從戰後臺灣文學刊物中，獨立詩刊數量，遠勝於獨立的小說、散文刊物，便可見一斑。
以戰後詩刊來說，1960年代詩刊之質量，使詩刊此一媒介足以影響戰後臺灣文學史與現代詩史的發展，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六○年代紙媒為強勢傳播媒體；第二、以現代主義為辯證核心的詩美學任務明確。以下針對這兩個原因進行說明，並呈現1960年代詩刊整體發展之脈絡。
第一、1960年代紙媒為強勢傳播媒體：
戰後以來紙媒傳播為文學傳播之主力，但在20世紀末電腦網路的興起，以至21世紀後網路社群的便捷，使得紙媒傳播逐漸沒落。然而在1980年代以前，紙媒傳播則擁有動能，在報刊雜誌版面上刊登的文字，都能成為介入文學場域脈動的文件。特別是在1960年代由於美援之挹助，使得臺灣相關報章、出版資源有相對提昇，但仍受限於「戒嚴法」、「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等國家新聞出版管制政策，因此相對被著重管制之公開發行傳播的報紙出版社，就印量與發行面上位處邊緣的詩刊，反而得以在詩文壇有其影響力。
1960年代作為一個時代區間，但不能以全然斷代方式，檢視1960年代詩刊，亦即只討論在1960-1969年創辦的詩刊，如此恐忽略歷史，乃至於詩史的時間脈絡性。因此，論1960年代詩刊需掌握兩類型資料，其一是1960年代前創辦，持續至1960年代繼續經營者，具代表性的刊物為《現代詩》、《創世紀》詩刊；其二為在1960年代創辦詩刊，具代表性的刊物為《笠》詩刊。而這兩類1960年代詩刊中，仍延續至1970年代者，亦顯得重要。
據張默編《臺灣現代詩編目：1949-1995（修訂篇）》及文訊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提供資料，經筆者對照查核整理發現1950年代創刊而延續至1960年代的詩刊有：《現代詩》（1953.2-1964.2） [2] 、《創世紀》（1954.10至2020仍持續出刊）、《詩園地》（1958.4-1961.3）、《藍星詩頁》（1958.12-1965.6） [3] 。就量化來看，於1950年代出版之詩刊依目前文獻，計有23筆，延續至1960年代者有4筆，延續率為17.3％。
而1960年代出版的詩刊則多達30餘筆，分別為：《中國詩友》（1960.10-1964.10）、《縱橫詩刊》（1961.3-1962.10）、《大學詩刊》（1961.3-？）、《中國新詩》（1961.5-1961.8）、《藍星季刊》（1961.6-1962.11） [4] 、《詩、散文、木刻》（1961.7-1963.4）、《仙人掌》（1962.4出版一期）、《野火詩刊》（1962.5-1962.8） [5] 、《葡萄園》（1962.7至2020仍持續出刊）、《綠潮詩頁》（1962.9-？）、《海鷗詩頁》（1962.10-1965.3）、《火焰詩頁》（1963.7-1963.8）、《旭輝詩刊》（1963.10-1963.11）、《詩展望》（1963.11-1968.2）、《新象》（1963.12-1965.4）、《星座詩刊》（1964.4-1969.6）、《藍星年刊》（1964年詩人節出版一期） [6] 、《笠》（1964.6至2020仍持續出刊）、《現代詩頁》（1964.6-1965.8）、《北極星》（1964.6至2020仍不定期出刊 [7] ）、《中國新詩》（1964.11-1971.5）、《青草地》（1965.7-1966.5）、《蘭心詩刊》（1965.12-？）、《南北笛季刊》（1967.3-1968.5）、《噴泉》（1968.1至2020仍不定期出刊）、《華岡詩刊》（1968.5-1972.5 [8] ）、《詩隊伍（雙週刊）》（1968.7-1983.12）、《盤古詩頁》（1968.7-1969.6）、《彩虹居》（1969.3-1973.5） [9] 、《桂冠季刊》（1969.9-1974.1）。
相對於1950年代創刊詩刊，1960年代創刊詩刊成長率為34.78％。而能延續發展至1970年代者有9筆，就筆數來看，恰為前述1950年代創辦能延續至1960年代者的兩倍，延續率則為29％。整體比較觀察1950年代創刊詩刊與1960年代創刊詩刊，可以具體發現1960年代創刊之詩刊在量能上，對比1960年代創刊詩刊有明顯的超越。
1960年代詩刊在量能上的成長，說明群體對詩的審美需求，以及對人的精神價值之提升，使得詩人勇於挑戰當時出版資源限制，只是為了詩有更好的發展。輔以量化數據，我們再細部就質性角度，提出其三個有別1950年代之特點：
在1950年代，不少詩刊乃是附屬於報紙版面，或單頁折疊形式。但在1960年代以整冊之詩刊為主流，相較於附屬性質的報紙詩頁，詩刊更需要完整的組織架構，且要有核心班底，及對應之印刷、發行資源。綜觀整個戰後現代詩刊史，出現《笠》、《葡萄園》這兩份與1950年代《創世紀》一樣，至今仍有活動，並出刊超過兩百期的長青詩刊。而在1970年代以後，臺灣已少見能經營如此長期的詩刊，正說明了1960年代，在整合社群人力與印刷傳播資源上，已具有一堪稱穩固的架構及編輯流程。詩刊能營運如此長期，主要得仰賴詩社中，當有一位能默默承擔詩社編務、財物與庶務的班底人物，例如1960年代《笠》中的陳千武，正是對應1950年代《創世紀》中的張默。
在1950年代，雖然臺灣戰前詩人已有相關詩刊之發表活動，提供詩作與日譯為主的翻譯稿，但主要是個別形式。 [10] 至1960年代終出現以臺灣本省籍詩人為主的詩刊詩社平台——《笠》，參與創辦的趙天儀於〈臺灣戰後二十年新詩的發展〉一文中如此詳述：「1964年3月吳濁流、鍾肇政等創刊《臺灣文藝》；1964年6月，吳瀛濤、桓夫、詹冰、林亨泰、錦連、白萩、趙天儀、薛柏谷、黃荷生、王憲陽、杜國清、古貝等十二位創刊了《笠》詩雙月刊。這是戰後臺灣光復二十年臺灣小說家與詩人再聯盟出發的覺醒階段，此後，臺灣現代詩壇進入一個嶄新的局面……」。 [11] 筆者曾於2002年9月9日訪問趙天儀教授，其表示《笠》的創刊乃是受到同年《臺灣文藝》創辦的刺激，而「覺醒」之言，也說明跨語言世代在1960年代，已階段性突破戒嚴體制下的國語限制，將於現代詩場域中，投注他們日治前的歷史經驗，與根生鄉土的現實經驗。
1960年代詩刊詩社活動的核心區域，仍主要集中在臺北跟高雄兩地，在臺灣東部活躍的則有陳錦標主編的《海鷗詩頁》。可以發現，主要以大專校園為活動根據與觸媒的大專校園詩社開始出現。例如：高雄醫學院的《阿米巴》、臺北醫學院《北極星》、臺中師專《蘭心》、靜宜文理學院《彩虹居》、臺灣師大《噴泉》、文化大學《華岡》、臺北師專《心潮》，歸屬於校園的詩社詩刊，可以建立基本的傳統進行延續，然而大學學子仍處於生命與知識成長階段，使詩社之營運或起或伏。但必須指出的是，歸屬於現代文學的「現代詩」，在1960年代大專學院中文系與文學教育，還處於是否能將其學科知識化的辯證 [12] 中。但相對於現代詩能否正式成為文學學科知識，現代詩已因其詩的感染力，透過學生社團進入大專校園範疇，形成一股即將學科／院知識化 [13] 的脈流，將隨這些學生成長而壯大。
第二、以現代主義為辯證核心的詩美學任務明確：
隨著1960年代詩刊發展，在戰後現代詩發展中，現代主義確定核心命題位置。固然，戰前已有日文系統表現的現代主義資源，但是經1950年代戒嚴體制與戰鬥文藝，對戰前臺灣文學傳統、刊物、言論的肅清查禁，已潛伏在公眾話語的脈流下。在1950年代現代主義透過紀弦《現代詩》「橫的移植」之姿，重起火苗，並引發1950年代末的現代詩論戰。但在論戰外，持續進行資源的投入，1960年代詩刊扮演了極具重要的角色。
因為詩刊比起報章副刊有更大的版面空間，除了論點意見之外，能刊載更豐富的詩評論、翻譯與實踐詩文本，比起必須兼顧其他文類的副刊，無疑更具優勢。而1960年代詩刊儘管其「戰後」概念——亦即戒嚴體制的控制「相當明晰」，在綜觀戰後臺灣現代詩刊史，真正波及到刊物被政治體制影響禁刊或解散詩社，可能只有1970年代中末的「神州詩社」 [14] 與1980年代《春風詩刊》。因此1960年代詩刊雖然處於戒嚴體制的時代氛圍，但在刊製上，基本保有對西方現代主義追尋的空間。而西方現代主義，卻也成為一種得以繞道突圍戒嚴體制的心靈曲徑。
一份詩刊的生命期及其焦點階段，筆者認為主要有三：（1）草萊期：刊物創辦，有其開創的熱情，如何保有持續出刊的熱情為重點。（2）風格期：克服刊物初創時的出版資源問題，真正釐清刊物的風格、議題重點，提出刊物的詩學主張。（3）延續期：刊物穩定推出，建立特色與班底結構後，吸收新血加入，避免刊物成為按表操課出刊的無議題刊物，而需因應時代、詩壇問題，提出課題觀點，呈顯其介入、辯證的力道。而這三個階段，不一定每個詩刊都能歷經，可能在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便因各種原因而停刊。
在如此概念下，便能理解1960年代詩刊，特別是《現代詩》、《創世紀》、《笠》，如何成為戰後臺灣現代詩中現代主義的關鍵角色。因為1950年代創辦的《現代詩》進入到1960年代，已處於延續期，而《創世紀》到1960年代則進入風格期，至於《笠》則為草萊期。在1960年代初期，這三份詩刊在出刊上，恰好發生一個交互重疊，使得現代主義得以傳薪，並強化其辯證力道。同時，也因為各詩社對西方現代主義有不同的理解，以及著力發展的面向不同，使得西方現代主義在臺灣產生光譜化的發展。
在戰後1950年代，紀弦《現代詩》提出的現代主義，因為如此具體的詩美學聲明主張，使得相對同時代的詩刊，有著更為立體的風格面貌。反著來說，如果詩刊沒有具體的詩學主張，容易成為一個以詩作，社交聯誼、取暖性質的社內刊物，極易隨同仁現實狀況而煙消雲散，或者千篇一律。
《現代詩》在1950年代提出「現代派六大信條」後，第13-15期便直接以此為刊物封面，樹立其鮮明的詩學形象，並且透過對翻譯詩的經營，傳輸現代主義。《現代詩》在1958年末，曾一度轉林宗源、黃荷生經營，在1960年重由紀弦主持，可見刊物經營上，已面臨困難。儘管《現代詩》第37期（1962年）紀弦宣布解散「現代派」，但現代主義確實仍在1960年代發展，並且發生了變貌。誠如張漢良〈中國現代詩的「超現實主義風潮」——一個影響研究的倣作〉一文所論：
超現實主義於1950年代中期介紹到臺灣詩壇來，起初並非有計劃的輸入。詩人在五四運動以來，持續的「影響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之下，對傳統詩與直接前行代（如喜作韻腳工整之浪漫呻吟的徐志摩）反動，很自然地向外借取模式，以與父親形象的傳統抗衡。這種家庭式的父子辯證關係與涉及外國楷模的負影響（negative influence）結合成奧妙的文學演化機械，造成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特色……。 [15]
現代主義以現代性為基礎，其實內在具有多系統，翻譯在此具有強大的中介作用。但在詩刊版面來看，又充滿著隨機性；這牽涉到翻譯者的詩學興趣，可接觸又有能力翻譯的詩學材料，以及詩刊主編守門人的想法等。無法被準確定義的現代主義，在各種語言翻譯管道，及最重要詩刊平台的支持，雖然可以被流通。但在傳播中，也因為在地的場域環境，而有不同的接受度。
所謂的現代主義在此，也因不同詩刊班底成員、譯介資源、創作取向的差異，而產生光譜化，有了不一樣的詮釋理解現象。有別於《現代詩》，《創世紀》在1960年代引動的，便是將現代主義聚焦在超現實主義之上。《創世紀》在1960年2月第14期刊登了瘂弦〈詩人手札〉，以詩話形式介紹了超現實主義，同年《自由青年》也刊載藍星詩社最重要的核心詩人覃子豪〈象徵派與現代主義〉，其中亦簡介了超現實主義。1960年可謂超現實主義在臺灣現代詩壇，進行推展的扇軸。所以言其扇軸，是因為在1950年代末，超現實主義在詩刊平台，便已經如關鍵詞，以詩作文本方式星火般出現，例如《南北笛》第18期（1958.2）瘂弦發表〈給超現實主義者——紀念與商禽在一起的日子〉，這裡已將商禽歸屬於超現實主義的脈絡，而《創世紀》第12期（1959）則刊登了商禽〈長頸鹿〉、〈滅火機〉，並開始連載洛夫《石室之死亡》。
必須指出的是，在學術領域言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必須信而有徵，澄清脈絡；但在創作領域卻未必如此，西方現代主義更像是一種對創作者的觸媒，以刺激詩人想像為主，因此有時西方現代主義，反倒轉為被想像的事物，被詩人迤譯轉化。這時在詩刊中的理論翻譯，便提供一個帶回修正的量能，此正表現在1960年代後，詩刊對超現實主義理論介紹，以及刊登詩作交互辯證開展的扇面。例如《現代詩》第35期（1961.8）柏谷翻譯Kimon Friar〈形上學派、超現實派與象徵派詩〉、《現代詩》第38期（1962.5）胡品清〈超現實主義者及其承繼人〉、《創世紀》第21期（1964.12）洛夫翻譯范里（Wallace Fowlie）〈超現實主義之淵源〉。
從上述資料可以發現，1960年代詩刊已經可以看到，臺灣從現代主義至超現實主義的翻譯班底。特別是《創世紀》詩刊搭配著刊物封面選用西方現代畫，以及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相關之詩論與詩作，迅速將詩社從1950年代原初提出的「新民族詩型」，調整為色彩鮮明的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之詩社。比起「現代派」，創世紀詩社有更為穩固的社員、刊物、理論、實際詩作，甚至是年代詩選等，活絡的活動支撐，使其確實以《創世紀》為平台園地，吸納詩人、讀者參與性，培育出影響臺灣現代詩的重要詩人群體，如洛夫、瘂弦、張默、管管、商禽。
1960年代詩刊由現代主義聚焦至超現實主義，事實上也存在一個議題上的衝突性，那便是臺灣詩人所示範的超現實主義詩作，偏於晦澀、虛無，如此詩作究竟是超越現實，還是不／反現實的表現？在1961年余光中與洛夫間發生的「天狼星論戰」，正展現此般西方超現實主義，在臺灣「轉譯」化的問題。因此除了到底什麼是超現實主義，在1960年代同時也衍生出，什麼才是最正確、最適合冷戰結構下，表現臺灣現實的超現實主義此一課題。在這個課題上，《笠》便是最具批判性的1960年代詩社。笠詩社即使如今（2020年）已被目為重視臺灣本土性詩社，其實開展之初，呈現現代主義真實面向，才是他們當時最重要的詩學焦點所在。
整體看來，1960年代現代詩社中，主要能介入文學史進行影響者，仍落在《現代詩》、《創世紀》、《笠》、《藍星》，以詩學聲明、刊物版面經營與理論詩作文本的投入，積極的影響著現代主義，在現代詩史長流建構中，也埋下對現代主義內在自我辯證的潛能。
參考文獻
趙天儀，《臺灣文學的週邊：臺灣文學與臺灣現代詩的對流》（永和市：富春文化，2000年）
張默，《臺灣現代詩編目：1949-1995（修訂篇）》（臺北：爾雅，1996年）
文訊雜誌社編，《臺灣現代詩史論：臺灣現代詩史研討會實錄》（臺北：文訊雜誌社，1996年）
解昆樺，《臺灣現代詩典律與知識地層的推移：以創世紀、笠詩社為觀察核心》（臺北：秀威資訊，2013年）
張漢良，〈中國現代詩的「超現實主義風潮」——一個影響研究的倣作〉，《中外文學》10卷1期（6），頁148-161。
[1] 由於此詩有船長迷航漂流孤島之內容，使此次事件又被稱為「船長事件」。
[2] 《現代詩》後於1982年6月復刊，在此受限於論題不另做討論。
[3] 《藍星詩頁》後於1982年10月復刊，在此受限於論題不另做討論。
[4]《藍星季刊》後於1974年12月復刊，在此受限於論題不另做討論。
[5] 為第3期出刊時間，第4期因未註明出版時間，無法考察停刊時間。
[6] 《藍星年刊》後於1971年再出版一期，在此受限於論題不另做討論。
[7] 目前轉為網頁形式經營。
[8] 《華岡詩刊》後於1980年4月復刊，在此受限於論題不另做討論。
[9] 曾以《靜苑詩刊》出刊第1期，後1969年11月易名為《彩虹居》。
[10] 翻譯者個別進行的翻譯，非詩刊整體規劃的翻譯計畫。
[11] 引見趙天儀，《臺灣文學的週邊：臺灣文學與臺灣現代詩的對流》（永和市：富春文化，2000年），頁66。
[12] 這裡筆者另外提出一個有趣的論題：胡適這時隨國民政府來臺，任職中研院，以其曾領導戰前大陸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及參與《新青年》的身份，對於現代文學乃至於新詩能否成為大學文學教育部份，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實值得後續進行探論。
[13] 學科／院知識化：係指「現代詩」成為大專學院特定之學科講授、研究知識系統。當「現代詩」學科／院知識化時，便會有相關對應的教育、研究資源投注，不只原本「現代詩」被目為邊緣文類的地位改變，也可成為教學研究體制內正確、合法之可探究知識。
[14]神州詩社成員於1980年遭逮捕，其後被臺灣政府以叛亂罪名驅逐出境。
[15] 引見《中外文學》10卷1期 (1981.6.1)，頁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