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台灣文學期刊史編纂」總論

何義麟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戰後初期，在台灣創刊的文學相關期刊數量不少，刊載的作品不論是文體或風格也相當多元，可惜這些文學史料並未獲得各界的關注。根據統計，從1945年9月到1947年3月，亦即陳儀來台接收前後到二二八事件爆發為止，台灣島內至少有110種以上新雜誌創刊。這些新雜誌有兩項特點：第一，絕大多數雜誌與日治時期的刊物沒有承接關係；第二，大部分雜誌都在二二八事件前停刊或事件後未再續刊。隨後一直到1949年底，台灣島內還有第二波雜誌創刊熱潮，估計大約又有近100餘種短命的雜誌出現。換言之，戰後約5年之間（1945-1949），總計大約超過兩百種刊物問世，但這些雜誌大多如慧星般地劃過天際後消逝無蹤，因此目前我們只能如尋找隕石般挖掘這些期刊。(注1)

　　戰後台灣發行的眾多期刊之中，除了少部分明確屬於文學刊物之外，大部分應該歸類為綜合雜誌。而其中發行量較大且較為持久的刊物，也都是綜合性雜誌。因此，要進行文學期刊彙整時，無法只限定於純文藝刊物，必須全面關照各類期刊。由於綜合性刊物，也都開設文藝欄，因此透過本計畫完成的30種文學相關期刊之解讀與目錄編纂，應該大致能了解當時的文藝思潮與創作活動。如果要對刊物進行分類，「發行人」可能是一項重要的指標。依照發行單位或發行人來區分，戰後初期雜誌大致可分為，第一，台灣文化界人士自主發行之雜誌；第二，官方機構或學校團體出資發行之刊物；第三，中國大陸來台文化界人士主導之刊物，這三種雜誌的消長，構成戰後期刊出版品發展的主軸。當然，其中不少是台灣文人與中國來台文人合辦之刊物，例如《台灣文化》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刊物。這些難以單獨歸類，透過刊物內容分析，大致還是可以了解誰是主導者。我們無法收集全部的期刊，部分重要期刊也尚未收齊。但是，透過層層篩選出代表性文學相關期刊，透過目錄編纂與配合國立台灣文學館館藏進行詮釋分析，大致還是可以掌握整個文藝思潮之脈絡分析。

　　整體而言，戰後台灣的期刊可謂百花齊放、熱鬧非凡，刊出文章不僅文體交雜而且中、日文並用，這種盛況不僅是空前，也應該是絕後了。過去在戒嚴時期，大家似乎都不願意談論當年的雜誌創刊熱潮，雜誌本身也從未受到關注，因此許多刊期短發行量少的出版品也隨之流失。台灣民主化以後，經過許多學者近20年間的努力，不少戰後初期重要的報紙雜誌，已經相繼被挖掘出土，甚至複印出版。基於這樣的成果，才讓我們能在此時進行文學相關期刊的編目與彙整。以下僅針對這30種期刊，參酌學者撰寫各誌提要內容，概略說明整個文學相關期刊史的發展脈絡。

戰後台灣文化界人士的動向

　　依照時間順序來看，1945年9月1日創刊的《一陽週報》應該是戰後創辦的第一份刊物，本土左翼作家楊逵擔任主編兼發行人。該刊最初是以刻鋼板油印方式發行，中、日文並行，到第7號才改採鉛字印刷，目前可以確認同年12月9日發行到第12號。這份刊物最初目標似乎是在介紹孫文學說及其聯俄容共思想，同時也轉載中國左翼作家作品，其歡迎祖國到來的熱情表露無遺。但是，祖國政府來台後的亂象很快就浮現，大家的熱情逐漸消退，這可能也是雜誌停刊的原因之一。1945年間，陳儀來台接收前後，台灣文化界人士創辦的刊物，大多流露對祖國的期待，以及決意建設新台灣之熱情。其中，《新風》雜誌應該相當具有代表性雜誌，該刊於1945年11月15日創刊，其內容包含白話小說、評論、隨筆、新詩，甚至也刊載漢詩與漢文，可稱為戰後第一本文學雜誌。(注2)該刊主要成員都是戰後台灣尚能運用漢文的知識分子，他們原本想把雜誌命名為《光華》，但不久聽聞日治末期著名的漢文刊物《南方》有意改名為「光華」，為避免刊物名稱上的混淆，經徵詢文壇大老魏清德與新秀龍瑛宗之後，才決定易名為《新風》。

　　《新風》創刊號以青天白日旗為圖像，象徵新時代的到來，也表達部分文藝界人士對歡迎祖國的心情。該刊在徵稿啟事說明中提及，將設置一個「我們的主張」之專欄，其目的為：「這個是我們的論壇，若含有建設新台灣的正論，含有貢獻祖國之論說者，諸位先生不要客氣，跳上來說一說吧！！」。此一專欄之外，該刊徵稿的項目還包括小說、小品文，舊體漢文詩詞，新詩等，而且表明：「無論國文、日文，若其內容充實者，皆可登壇活躍。」(注3)由此可知，該刊同時接納文言文、白話文、日文等文體之作品，這是當時各種刊物之共同特點。《新風》創刊號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龍瑛琮〈青天白日旗〉日文小說，該刊12月15日發行第2期，隔年1月15日發行第3號，而後未見發行。同年1月20日，由龍瑛琮主編的《中華》創刊，兩種刊物雖然沒有延續性，但透過作家的人脈，這些刊物應該都有聯結關係。兩種刊物之主角龍瑛琮，同年3月起遷居台南，文學活動重心轉到台南《中華日報》的日文欄，而《中華》也在4月30日發行第2號之後劃下休止符。這時在台北地區發行的文學刊物，還有1945年11月12日創刊的《大同》雜誌，其中刊載了林茂生〈教育再建之展望〉、陳澄波〈五十星霜的回顧〉、黃得時〈三志士之獄中詩〉等文章，充分反映戰後台灣知識分子面對新時代的心境與企盼。但是，《大同》僅此一期未見後續，在這個年代僅能發行一期的雜誌，往後還有數例。

　　面對如何迎接祖國政府接收之變局，台灣文化界人士除了創辦刊物，探討語言轉換與文學創作問題之外，討論政治與經濟重建的政論性刊物也同時出現。其中最早發行的刊物，應該是1945年10月25日創刊的《政經報》半月刊，該刊發行人為陳逸松，首任主編為蘇新。日治時期，陳與蘇兩人為左翼團體的重要成員，蘇新曾擔任左翼團體機關刊物之編輯。基於共同理念與實務經驗，戰後兩人再度攜手合作，企圖展開台灣社會改造與重建的宣傳活動。然而隔年起，台灣社會的治安紊亂、經濟蕭條，政府腐敗無能的問題浮現，雜誌上當然也出現批判當局與時勢的言論。而後，該刊在官方干擾與經營壓力下，終於在7月25日發行第2卷第6期後停刊。《政經報》雖無法持續發行，但同年7月1日創刊的《台灣評論》月刊，延續了《政經報》左翼政論的風格，直到10月25日發行第4期後才停刊。而後，又有《自由報》(注4)接棒，一直延續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這些刊物，發行與經營方面雖無承接關係，但因蘇新與王白淵等核心人物的聯結，大致可稱為左翼人士政論刊物。其中雖以政論性文章為主，但也刊載了不少文學史上重要作品。例如，《政經報》上刊載了王白淵〈我的回憶錄〉與賴和〈獄中日記〉（皆連載四期），《台灣評論》不僅曾連載五次的「中山堂雅集」，收錄多位台灣名士的古典詩，還有第2期刊載一首墨人〈裸女吟〉之新詩，第3期有黃裳〈昆明懷古〉之散文，第4期也有陳逢源作之古典詩多首等等。由此可知，這些政論性期刊的文藝欄，其重要性也不遑多讓。

　　這段時期的雜誌，最明顯的現象是使用「新」字的刊物特別多。如《新風》、《新知識》等就是明顯例子，另外還有《新臺灣》、《新學生》、《新兒童》等，也都曾被採用。其中《新新》雜誌命名的一段趣聞，正好反應當時台灣人的心境。據傳該刊是由於要提出「新…」刊名者為口吃人士，本人還在「新」字上斷續不停之際，與會者異口同聲喊出「新新」好，因而定名。(注5)《新新》創刊號在1945年11月20日問世，發行人吳享霖，編輯黃金穗，發行處設在新竹市，而後移至台北。1947年1月5日該刊發行「新年號」，但也變成最後一期，合計共刊行7冊。在短短一年間，該刊登載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文學作品，其中包括多位作家的小說、詩、隨筆、散文、劇本等作品，還有許多批判犀利的時評、投書、諷刺漫畫等。此外，還有國語講座、人物評論、日文作品中譯、中文作品日譯等。不僅文稿多元豐富，內容水準也值得讚許。例如：創作小說之中，龍瑛宗〈從汕頭來的男人〉（日文，創刊號）；林熊生〈深夜之客〉（日文，第4、5期）；林德明〈純情十七年〉（日文，第7期）；呂赫若〈月光光：光復以前〉（中文，第7期）；林秋興〈亂愛〉（中文，第2卷第1期）等，都是相當具有代表性作品。當然，台人對新時代來臨的期待與失望，也明顯地反映在雜誌上。隨著社會經濟環境之惡化，《新新》跟許多雜誌一樣無法準時出刊，雖然極力掙扎求生，最後還是無奈地停刊。

　　以上這些刊物歸納起來，其主要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台灣文化界人士主導的雜誌。其中《台灣評論》雖由所謂「半山」主導，但還是可以看到不少本土左翼人士文稿。從這些雜誌內容可以看出，島內的台灣人都滿懷熱情，積極準備投入建設新台灣的行列。不僅如此，海外台灣人也積極奮起，甚至創辦新刊物，其中以1946年2月在北平創刊的《新臺灣》最值得重視，到5月該刊共發行4期，這份雜誌充分反映居留北平的台灣人之心聲。但諷刺的是，該雜誌社遷台後卻無法持續發行。另外，上海台灣革新協會也曾在同年1月發行《台灣月刊》，這些海外台灣人發行的刊物值得重視，更需要持續地挖掘並加以探討。

中國大陸來台文人背負的使命

　　戰後初期，除了台灣文化界人士積極敢言之外，中國大陸來台人士也投入辦刊物、寫文章的活動。例如，《現代週刊》就是一份相當具有代表性刊物。該刊於1945年12月10日創刊，主編是台灣省立圖書館館長吳克剛。這本刊物最大的特點是，包括主編與撰稿者等，幾乎都是中國大陸來台的教育與文化界人士。由於他們都肩負著在台推動祖國化之重任，因此刊物的宗旨當然就是傳播中國新文化。雖然，這份刊物的宗旨可謂政策正確，但還是抵擋不了經濟之壓力，隔年12月15日停刊，發行滿一年，共出刊32期。同類型的刊物，還有1946年4月1日創刊的《日月譚》週報，該刊發行人是台灣省訓練團官員韓逋仙，至8月26日共出版22期。其內容部分是宣揚政令的文章，部分則是省訓團受訓學員教材，撰稿者都是中國來台的文化工作者。除了政治相關之論述，該刊主要特色是刊載許多白話文創作，還大量刊載黃榮燦、朱鳴岡等人的版畫。總而言之，這類中國來台官員主導的刊物，擔負溝通官民的任務，故積極進行推廣中國文化與教導中文寫作的工作。因此，這類刊物的文藝欄也不能忽略，例如，《現代週刊》第2卷第7、8期合刊出現許天虹譯、小泉八雲著〈不能克服的困難：西洋文學上的一個「謎」〉；羅洪〈文藝的寫作〉，還有章錫琛〈悼夏丏尊先生〉等文藝評論文章。還有，第1卷第12期朱梅〈死島〉、第2卷第9期陳松明〈詩兩首〉、第3卷第5期刊出周學普翻譯「海涅詩選」等，都是頗具代表性新詩作品。

　　中國來台文人創辦刊物的發行單位，雖然名稱上都是某某出版社或雜誌社，但實際上主持人都是政府官員，因此都可視為機關刊物。這類刊物包括，1946年10月25日創刊的《台灣月刊》，該刊由台灣月刊社發行，但主編沈雲龍任職於行政長官公署，因此多少兼具政令宣導的功能。再者，1945年11月12日創刊的《臺灣青年》，直接掛名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籌備處發行，其主要目標原本即在於動員青年支持國民黨政府。但是，為了達成此一目標，附帶地還是必須介紹優秀學術研究、文藝著作，並盡量刊登青年作家作品。因此，政治宣傳之外，也具有青年文藝刊物的特色，該刊目前僅見發行至隔年4月第10期為止，是否持續尚待查明。另外，同年10月1日創刊的《正氣月刊》也甚具代表性，該刊由正氣出版社發行，社長為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刊物發行目的除了經營個人影響力之外，也有軍統與政學系的陳儀政府互別苗頭之用意。這類依恃某機關單位之刊物，大都能持續發行到二二八事件之後，沈雲龍主持的《台灣月刊》在1947年4月發行第6期，並編輯「台灣二‧二八事變專輯」，其論點大致反映了官方立場與對此事件之定位。《正氣月刊》則在5月發行的第2卷第2期中，刊出「二二八事變特輯（下）」，其目的在於表達官方甚至可以說是軍方立場。這類期刊，雖然其政治宣傳色彩明顯，但同時也刊載不少文藝作品，例如：由曾今可擔任主編的《正氣月刊》，因為他本身對漢詩的喜好，因此各期出現許多與台灣文人唱和的古典詩，同時也刊載新詩作品，甚至還有一些小說、劇本等。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戰後中國來台文人的白話文創作樣貌，以及兩地文人如何透過古典詩進行交流的情況。只要仔細檢視這些刊物與報紙，必定能夠讓大家對當時兩地文學交流，產生耳目一新的認識。

　　除了陳儀政府來台官員甚為活躍之外，這時也可以看到中國左翼文人在台的行蹤。他們大多直接走入台灣社會，不僅未採取政府官員訓示人民的姿態，甚至還主動與本土左翼人士合作，積極進行左翼文學的傳播。最足以見證這類言論活動模式的刊物是，1946年8月在台中創辦的《新知識》，以及隔年1月創刊的《文化交流》。前者由台中的中央書局發行，來台文藝青年王思翔、周夢江、樓憲等三人合力編輯，僅發行一期就遭到台中市政府查禁；後者由藍更與主持的「文化交流社」發行，第1輯實際上是由王思翔與楊逵合編，第2輯尚排版中，因逢二二八事件而被迫停刊。這兩本雜誌發行與編輯方面具有連續性，也同樣刊載一些左派學者與民主人士文章，其中刊載於《新知識》的楊逵〈為此一年哭〉，是一篇反映時局的代表性文章，兩本刊物還有一些散文、古典詩等文學作品，可說是當時高水準期刊之一。

　　戰後初期無論何種刊物，都受到二二八事件極大的衝擊。事實上，事件發生前，因物價高漲與言論取締的展開，許多刊物早已夭折。事件後的鎮壓，讓那些一息尚存之雜誌，包括《文化交流》等一般民間雜誌，更難逃此一「浩劫」，只能停刊收場。鎮壓期間，許多記者編輯等文字工作者遇害，台人受驚於政治的肅殺氣氛，大多遠離報紙雜誌業，如此自然造成大量雜誌停刊。僥倖能存活者大多是由官方發行之刊物，即使是非官方刊物，也要有官方人士支助才能復刊。例如，1946年12月創刊的《台灣學生》，事件後主事者疏通官府後，獲得官員的支持，才得以在7月復刊，並持續發行到1948年5月的第2卷第7期。該刊雖為學生刊物，但是也刊載不少文藝作品，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隨筆」、「文藝」欄部分，其中有一篇以中文刊出〈祈禱〉，署名蕭金堆 (淡星‧蕭翔文)，這應該是這位跨越語言世代作家的第一篇作品，另外也介紹一首郭沫若〈海濱眺望〉的新詩。這些資深與新秀作家之作品交錯現象，是當時各種期刊的特色，這些文學史料要如何定位，還有待相關研究者的評估。

第二波雜誌創刊潮中的文學脈動

　　1947年1月創刊的《台灣雜誌》，應該也是藉著發行人省參議會秘書長連震東之政治實力，才得以在同年7月復刊。復刊這一期中，刊載了呂士炎〈台灣需要新鮮的精神食糧〉一文，文中形容台灣出版界逐漸凋零，台灣的文化正像是一塊荒廢的田園，因此他主張：「我們文化人不能在那些舊方式舊題目上揮筆桿了，我們出版家不能再停滯在只印刷國語教本書籍了，要認識當前的需要，去發掘，去開墾。」(注6)這段話呈現當時事件後在政治上的詭譎氣氛，同時也提出文化人要採取某種行動的呼籲，反映了部分知識分子的心境。由於直言評論的空間也被壓縮，文藝創作似乎成為抒發鬱悶，進而改造社會的一種工具。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隨後出現了第二波雜誌創刊熱潮中，部分文學刊物似乎也反映出這樣的情況。

　　1947年5月以後，台灣的期刊雜誌出現了第二波熱潮，這個熱潮一部分是受到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省政府之影響。因為，此時調整後的部門機構大多又各自創辦其機關誌，以便擔負政令宣導與自我宣傳之責。除了這些由各類機構發行的刊物之外，1947年10月1日創刊的《建國月刊》，是比較值得關注的雜誌。該刊由建國月刊社發行，社長鈕先銘為警備總司令部副司令，主編曾今可。由於該刊擁有豐富的黨政軍人脈，創刊的宗旨是抗戰後國家如何重建的問題，因此各期都有許多涉及國際形勢、道德倫理、教育事業等文章。但是，還是有一定篇幅的散文、詩歌、劇本、翻譯文學、民間故事等文學作品。其中最重要的特色是「青年園地」之開設，這項規劃既有改造青年之用意，也具有扶植青年文藝創作的效果。該刊雖然是以擁護黨國為宗旨的刊物，但不知何故，在隔年9月發行達一年12期之後，即突然休刊。這段時期的《南方週報》也是值得一提的刊物，該刊於1948年1月11日創刊，發行人蔡人龍，社長李瑞成，兩人都是李友邦在浙江創立的台灣義勇隊成員，政治上應該是屬於三青團系統。該刊主要內容為時事分析與評論等，但也刊載不少文藝性文章，例如第3期刊載了王錦江（王詩琅）〈台灣文藝運動史稿〉、朱點人〈賴和是為我而死的嗎？〉等文章，兩位作者與論述內容都具有左翼色彩。整體而言，該刊正好與《建國月刊》站在相反的一邊，應該可視為當時左翼文人宣揚理念、發表政治與文化論述的園地。可惜，這份週刊僅發行一個月共3期之後，即未再續刊。

　　經歷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肅殺氣氛，加上隨後通貨膨脹的經濟壓迫，台灣社會確實出現許多問題。但是，這時期的知識青年熱情依然不減，甚至積極投入文藝創作的活動，因而出現了《創作》、《潮流》、《龍安文藝》等文學期刊。首先，值得注意是1948年4月創刊的《創作》月刊，這是一份由中國來台文人結合學院師生所辦的純文學雜誌，到9月間共發行6期。該刊雖以新文學創作為主，但每期皆有一、二篇論文，也不排斥舊文學，因此可說是首開學院內新舊文學、創作與研究並重的刊物。同樣與省立師院有關的文藝雜誌，還有創刊於1949年4月的《龍安文藝》，該刊由師院台語戲劇社發行，從社長蔡德本到社員都是同一批台籍青年，這項特色剛好與《創作》月刊形成對比。然而，該刊生不逢辰，由於隨後即發生四六事件，以致該刊不及與世人見面即被焚毀，朱實等成員不是被捕就是逃亡中國大陸，一直到2003年《龍安文藝》才被完整地重刊。同樣是本土青年的文藝刊物，1948年1月1日由銀鈴會發行的《潮流》，似乎受到較多的關注，該刊是1944年創刊的《ふちぐさ(邊緣草)》（1947年初停刊）之後續刊物，兩刊均為以手工刻寫鋼版油印之出版品。因此，《潮流》可以說是銜接日治年代與戰後台灣新文學發展的重要刊物。該刊共發行6期，主要欄目大抵以詩、小說、論著、隨想和銀鈴會會友通訊、文壇動態為主，詩作最多，有傾向現代主義者，也有傾向社會寫實主義者。該刊在四六事件後停刊，「銀鈴會」也被迫自動解散。直到1964年「笠」詩社成立，銀鈴會諸多同仁加入，《潮流》的精神才能獲得延續。

　　相較於四六事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這段二二八事件後到國府遷台前數年間，台灣還有部分言論自由的空間。這段期間，最值得一提的文學刊物，應該是楊逵創辦的《臺灣文學叢刊》。1948年3月29日，楊逵在《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第96期發表〈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引爆戰後初期最大的一場台灣文學論爭，在台作家不分省籍熱烈討論台灣文學前進的方向。同年8月10日，論爭持續期間，楊逵創辦的《臺灣文學叢刊》第1輯，這項行動似乎就是在回應論戰中的相關意見，並落實自身的文學理念。換言之，身處變亂時代的楊逵還是致力於刊物之發行，企圖結合不同省籍與世代的文藝界人士，推動戰後台灣新文學的重建與現實主義文學運動。該叢刊從8月到12月間共出版3輯，內容大部分是轉載自其他報刊的文藝作品。楊逵是一位行動派文學家，他在在版權頁中徵稿辦法寫著：「稿酬以千字斗米計算刊出即寄。」(注7)這項辦法顯示當時辦刊物在嚴重通貨膨脹下的困境，也讓人感受到他在困頓時期的昂揚鬥志。但是，這樣的鬥志還是無法改變時局，該刊依然難逃停刊的命運。不論是中國來台文人，或是本土文化人，這段時間他們都曾發表許多值得重視的論述或創作，但是至今卻一直未能受獲得應有的重視。相信發掘更多這些長期被掩藏的雜誌，不但能填補戰後初期模糊不清的歷史記憶，同時也可打破歷史研究的時代區隔。

出版業的橫向移植與文壇之重整

　　戰後初期台灣文壇，不僅是白話文學獲得重視，也有不少古典詩作品刊登於各類雜誌，甚至還有專門期刊。當時代表性的古典詩刊物，首先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10月10日創刊的《臺灣詩學叢刊》，該刊由台灣詩學研究會發行，會址在台中縣北斗鎮，主編施梅樵，顧問林獻堂。該叢刊雖然不在台北發行，但不能因此而認定其為地方性詩刊。因為該刊作者涵蓋全島各地名士，主事者同時還具有承續日治時期古典詩的企圖。該刊掛名施梅樵主編，實際編輯為林荊南，雖然也刊載部分中國來台文人詩稿，但基本上還是以台灣本地詩人作品為主。其次，還有一份同為古典詩刊的《臺灣詩報》，1949年1月創刊，台灣詩壇社發行。該刊是由《建國月刊》的「台灣詩壇」獨立出來，創刊發起人共有68人列名，這份刊物之創辦背景，正如主編曾今可〈詩人在臺灣〉一文所言，台灣詩人較任何一省為多，從日治到戰後的台灣古典詩作又相當豐富，因此企圖以此刊物進行交流。基於這項宗旨，刊物上同時登載台灣本地詩人與中國大陸來台人士之詩作，目前資料顯示，該刊僅發行到2月第2期為止。從這些古典詩的唱和，也可以看出本省精英與外省權貴之交誼，因此除了文藝性的探討，詩作有時還具有某種政治經濟史料之價值。

　　縱觀整個戰後初期的雜誌發行概況，我們可以發現部分刊物跨過1950年之關卡後才停刊，甚至還有少數在1950年代還存活一段時間。例如，1949年8月創刊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專刊》就是一項特例。1948年6月台灣省通志館創立，同年10月至12月之間曾發行3期的《台灣文獻館館刊》（月刊），隔年7月改組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其機關刊物也改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專刊》。該刊創刊號原題「文獻」，次期之後則改題「文獻專刊」，1955年發行第6卷第1期起，改稱《台灣文獻》。而後，文獻會改為國史館管轄之台灣文獻館，該刊迄今仍在刊行。「文獻專刊」時期，該刊各期都有特輯，其中有不少與台灣文學相關的文章，例如賴子清〈鄭延平之詩文及其有關文藝輯〉、廖漢臣〈乙未抗日在文壇上的反映〉、徐坤泉〈臺灣早期文學史話〉、黃得時〈臺灣歌謠之型態〉等。此外，1949年2月在台中創刊的《台灣兒童》，也是一份相當特殊的刊物，該刊到1960年10月停刊為止，共發行99期。整體而言，該刊內容、水準，可說是當年代兒童刊物之翹楚，結合名家創作，成為培育兒童文學作家的搖籃，在戰後初期扮演了促進台灣兒童文學的火車頭角色。

　　戰後初期跨過1950年後才停刊最具代表性刊物，應該是1946年9月15日創刊的《台灣文化》，該刊發行至1950年12月1日，前後四年間共出6卷27期。這是戰後初期創刊的期刊中，刊期最久，水準最高，影響最大的一份雜誌。「台灣文化」為「台灣文化協進會」之機關刊物，發行人先後為游彌堅、許乃昌、王白淵、孫萬枝等；主編則先後為蘇新及陳奇祿兩人。初創刊時，為綜合性文化雜誌，文學創作、文藝評論及學術論著並重。1949年7月1日以後，改成台灣文化研究的純學術性刊物。該刊初期的重要文章，以評論居多。例如，杜容之〈抗戰期中我國文學〉及〈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楊雲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王白淵〈台灣演劇的過去與現在〉、呂訴上〈台灣演劇改革論〉等。創作部分也值得重視，例如：短篇小說有江流（鍾理和）〈生與死〉、丘平田（蘇新）〈農村自衛隊〉、呂赫若的〈冬夜〉等；劇本有陳大禹〈寂寞繞家山〉等；散文有洪炎秋〈國內名士印象記〉」等；童話有丙生〈葉公見龍〉及「雲雀的頌歌」等。從《台灣文化》刊載內容的演變，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台灣文人逐漸退出文壇，文化界同時悄悄地展開文化思想的橫向移植。

　　發行到1950年才停刊的雜誌還有《臺灣之聲》，該刊是台灣廣播電台發行的刊物，其內容對了解當時廣播節目內容有相當大的助益。該刊除了刊載不少「廣播稿」、「廣播劇」、「樂譜」、「國語講習教材」、「閩南語講座」等廣播節目內容外，同時也有不少文藝作品、兒童故事、家庭講座等節目相關之專欄，其刊登的材料相當多元。而且，出刊時間從1946年6月到1950年底，長達四年半時間。這本廣播雜誌，創刊號定價8元， 第4期9月號定價10元，1947年2月號調高到15元，3月號為30元，7月為50元，9月號定價60元，11月定價100元，12月號定價110元。1948年後更快速調高定價，1949年5月幣制改革前定價高達7千元，幣制改革後為新台幣2元。這本雜誌定價的變動，是當時通貨膨脹的最佳見證。同年8月號，《臺灣之聲》封面頁上突然出現一行「自由中國之聲」的小標。因為，這一年成了空殼子的國民黨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遷台，佔據台灣廣播電台，隔年將其併入黨營企業的中國廣播公司。廣播電台遭併吞後，《臺灣之聲》雜誌也停刊了。從此僅稱「台灣」似乎成為忌諱，官方說法大多再冠上「自由中國」或「復興基地」。

　　「台灣」不再是主體，而是旅人地歇腳處，應運而生的是《台旅月刊》的誕生。該刊由台灣旅行社發行，發行人最初為黃天邁，而後改為李友邦。根據發刊詞，其刊行動機乃是鑑於台灣風光秀麗，為吸引遊客，以配合繁榮台灣政策。其作法是介紹台灣史地人文，並報導各項建設，以促進旅行業發展。該刊發行至同年10月15日，共2卷7期。這份雜誌作者以台大、師範學院師生為主，但還是有少數台灣作家作品。例如，楊雲萍〈郁永河的「裨海記遊」〉、張我軍〈關西鎮上看摘茶〉、洪炎秋〈懷鹿港的茶點〉等，這些作品目前在這幾位人士之全集、選集中，可能被遺漏，或不知此為最早發表之處。因此，或多或少應該都還具有一定的文學史料價值。此外，由於當時稿件轉載較無嚴密規範，因此《台旅月刊》的稿件似乎有部分轉載自其他刊物。到底哪些稿件是轉載的作品，哪些是從未被發掘的作品等，都是值得大家持續探究問題。

　　同樣由外省作家主導的刊物，還有1949年10月1日創刊的《寶島文藝》，該刊由寶島文藝月刊社發行，主編為潘壘，創刊號封面刻意標明「純文藝月刊」，但實際上該刊明顯是一份反共文藝雜誌。創刊後不久，中華民國正式遷台，該刊更積極主動呼應當時的反共國策，因此反共戰鬥文藝氣息更加濃厚。例如：第3期蘇東平〈論反侵略文藝運動〉、第4期柏樟報告文學〈鬥爭大會〉、第5期張薔報告文學〈年前年後〉等，都舉起反共之大旗。第6期主編潘壘〈發揚五四精神〉一文，呼籲文藝工作者發揚五四革命精神，進行反侵略、反暴力的鬥爭。目前可確認該刊發行至1951年11月，共計18期。整體而言，該刊可說是1950年代重要的反共文學雜誌之一。此後，台灣正式進入1950年代反共文學的年代，戰後初期的文壇景況，也因此逐漸被淡忘。

　　在國立台灣文學館的規劃下，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承接了這項文學期刊雜誌保存整理的艱難任務，多種資料整理與詮釋工作的完成，對台灣文史相關研究具有相當的正面意義。戰後初期是第二階段的工作，這個階段文學期刊發展，不僅牽涉到縱的承繼，也出現明顯橫的移植，可說是文壇發展重大的轉折期。但是，過去有關戰後文學期刊如何承繼與延續，有哪些是從中國大陸移植而來等，卻存在著許多隱晦不明之處，明顯留下一段空白。今天透過這項計畫的完成，大致讓我們掌握了戰後初期文學相關期刊的出版情況。當然，期刊資料的整理與詮釋，雖然已勾勒當時文壇的概況，但是要更細膩地釐清台灣文學發展的整體脈絡，這段時期的史料發掘與整理，仍有待大家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