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期刊史編纂」總論

許俊雅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眾所皆知，台灣文學的發展與報紙副刊、文學雜誌的媒介關係密切，尤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難以忽略文學雜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當婁子匡主編「東方文叢景印中國期刊50種」收納《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及《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11種：《人人》、《福爾摩沙》、《先發部隊》、《第一線》、《南音》、《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華麗島》、《文藝臺灣》、《臺灣文學》，以及皇民文學奉公會發行的《臺灣文藝》等17冊時，台灣文學史料的重現，從此引發了較深刻的台灣文學研究。

　　直至1995年，中島利郎且主編了《日據時期臺灣文學雜誌總目‧人名索引》，工具書的出現，對於研究者又提供了方便性。不過文學史料始終需要不斷去發掘整理，唯有堅實的文學史料才能獲致客觀可信的論述基礎。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於2010年完成第一階段的「台灣文學期刊史編纂」（1910至1945年）再次邁進了一步，除了《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11種外，另有15種期刊：《臺灣文藝叢誌》、《臺灣詩薈》、《鯤洋文藝社報》、《三六九小報》、《曉鐘》、《南雅》、《媽祖》、《風月》、《新文學月報》(注1)、《風月報》、《臺灣藝術》、《南方》、《民俗臺灣》、《南國文藝》、《南方詩集》。復擴及台灣古典文學、通俗文學雜誌的收編，更全面呈現台灣文學發展的面貌與軌跡。這套期刊史也同時配合國立台灣文學館數位典藏規範進行藏品詮釋作業，在資料運用上將更為方便快速及全面。這套書的出版自然也可歸入工具書，可以幫助讀者了解台灣文學的發展，本來工具書是供人查考的，無需整本閱讀，但其可讀性卻甚高。瀏覽每一份每一期雜誌刊登的篇目，其實就是一份作家文學的網絡交互網，提供了很多文學議題的想像空間。以下謹針對這26種期刊，參酌各誌撰寫內容，略述其個別特色及提出若干建言。

從傳統漢詩到現代白話

　　日治時期除了日本人在台灣創辦不少俳句、和歌類雜誌外，以傳統文學為主的《臺灣文藝叢誌》、《三六九小報》、《詩報》等，均以研究並發揚漢詩文為職志。20年代的台灣人雜誌基本上從《臺灣文藝叢誌》在1919年發刊始，是台人創辦的最早的漢文雜誌，其發行期可能長達七年，僅次於《詩報》、風月──南方系列。內容全為漢文，含攝新舊學，版面較常出現的有文壇、譯文、諧著、本社徵詩、各社寄稿、小說欄目等，自中國文學典籍及期刊轉載了不少作品，提供了當時中台文學交涉的材料。《臺灣詩薈》則以「振興現代之文學」、「保存舊時之遺書」為理想，於1924年2月在台北創刊的一份文學雜誌，內容以古典文學史料性居多，載錄了當時海內外科學、哲學與文藝的學術論著，「尺牘」一欄，連雅堂刊出他與朋友之間交遊的書信，此外也提供了日治時期台灣詩社、音樂方面的重要史料。

　　進入1920年代，日治下新一代的知識菁英登場。初期自然有《臺灣民報》系列新文學的刊載，他們透過創辦刊物，凝聚能量，擴散影響力。1925年，楊雲萍和江夢筆創刊《人人》，是較早的白話文文學雜誌，雖然僅出兩期，但具有歷史意義；張我軍第一本新詩集《亂都之戀》，有部分發表於此，而《人人》第二號的作品，可能是新竹「白話詩研究會」同人創作成果的初步呈現，越出了台北的空間侷限。同年（1925）《鯤洋文藝社報》發行，屬台南、嘉義之刊物，但在廈門、屏東設有取次所，與對岸關係較密切。涵載項目有古典詩歌、詩畸、詩話（玉井詩話）、散文、小說（雙珠記）、傳記及美文、諧談等，可見施士洁、施梅樵（為該社主筆）、羅秀惠、黃金川、黃朝碧（兄妹）、陳渭川、施炳揚、楊爾材之作。20年代的古典文學雜誌如《臺灣文藝叢誌》、《鯤洋文藝社報》都揭櫫不涉及政治(注2)，避免雜誌受干擾，但也都開啟了30年代《三六九小報》、《風月報》涵納古典文學、通俗化、現代化的傾向，尤其文言、白話兼備。1930年《三六九小報》創刊，每逢三、六、九日發行，以漢文為通行語言，文言與白話兼具，目前已是通俗文學研究大本營。

從社會運動轉進新文學運動

　　自1931年以還，左傾社會運動與激進之民族主義運動遭全面壓制，台灣菁英轉而投入新文學運動始。30年代文學刊物，經常是與文學結社相關，所創辦刊物左右了文藝風潮，當時諸多重要作家也泰半是雜誌創辦者、主編或是編輯群；有些則崛起自文學雜誌。1931年12月，白話文學雜誌《曉鐘》發行，帶有現代啟蒙色彩及社會主義思想，創刊號刊有賴和（筆名甫三）新詩〈祝曉鐘的發刊〉、署名「迎旭」的〈歌仔戲之現在及其將來〉、蔡秋桐（筆名元寮）小說〈癡〉、署名「笑天」的戲曲〈誰之過〉，以及「古今名言」、「科學」、「通俗醫學」、「娛樂屋」（目錄作「娛樂室」）和劉夢華（筆名夢華）「人名小字典（外國人之部）」等欄目。這些多元的內容基本上呼應了「創刊辭」之訴求：提供文藝園地、普及近代文明與求台灣文化發展等。

　　1932年創刊的《南音》積極推動台灣話文，奠定了台語文學的初基，莊遂性「台灣話文雜駁」、郭秋生「台灣話文嘗試欄」、李獻璋「民歌零拾」等專欄都陸續刊登於此誌。刊載的小說有賴和的〈歸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黨〉等；新詩有楊華的〈心絃〉以及各國文壇的介紹和相關譯述等重要作品的刊登。而主編葉榮鐘多次在卷頭言中提到的文藝大眾化、第三文學論等，亦是1930年代初期台灣文藝理論與思潮的重要篇章。

　　1933年7月《福爾摩沙》創刊，開啟日語台灣文學的新頁，它強調藝術性，並引進西洋近代文學技巧，重視文化遺產（如台灣民間歌謠）的整理，流露出「台灣人的文藝」自主意識，和致力保存鄉土以對抗殖民統治的抵抗動機。該誌刊載了張文環、巫永福、吳天賞等人的小說、吳坤煌的評論、曾石火的譯作等。與1920年代台灣期刊普遍用漢文為載體比較，《福爾摩沙》的創作者普遍能用流利的日文創作。1934年5月台灣全島文藝作家團結成立「台灣文藝聯盟」，《福爾摩沙》同仁隨即加入成為該聯盟的東京支部。

　　1933年「南雅社」基隆網珊吟社員李春霖創刊發行《南雅文藝雜誌》。該誌追求雅俗兼俱、文白兼顧的閱讀趣味。為重振式微漢學、鼓吹地方文學，並重視社會的進化，以雅俗並進、新舊並陳為其編輯旨趣。舉凡長篇、短篇或翻譯小說，或論說文章，或古人遺稿，或名畫古畫評選，以及漢詩或白話詩，皆收錄其中。並延續了「全島詩人大會」的活動。在日治中期台灣傳統文人習於從事（包括轉載）通俗小說創作的背景下，《南雅》可謂另一處發表小說作品的天地，與南部府城的《三六九小報》在1933、34年間並存，就空間分布而言，有南北兩地文學場域之差異性。對目光僅停留在《三六九小報》的情況視之，《南雅》提供了北部的觀點及商港的地方特性。

匯整民間文學與多元典範的開端

　　1933年10月，「台灣文藝協會」成立，次年創刊《先發部隊》，為一橫排、中國白話文的刊物，因未刊載日文作品，在官方要求下，於1935年1月發刊第二號時改為《第一線》，中日文並刊。雖只有兩期，但《先發部隊》推出「台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專輯；由於《臺灣新民報》、《南音》、《三六九小報》偏向刊登台灣民間歌謠，缺乏傳說故事的採錄收集。因此，《第一線》推出「台灣民間故事特輯」，首開台灣文學雜誌製作「特輯」的先例，後來協會成員合力匯整1936年由李獻璋主編出版的《台灣民間文學集》。創刊號的內容包括評論、隨筆、詩歌、戲劇、小說，其中小說創作包括點人〈紀念樹〉、櫪馬（趙啟明）〈私奔〉、毓文（廖漢臣）〈創痕〉、克夫〈秋菊的告白〉等四篇，另外亦收錄蔡嵩林〈郭沫若先生訪問記〉。其後由於協會成員幾乎都參與了全島性的台灣文藝聯盟，機關雜誌的發行遂告終止。

　　1934年10月，西川滿發行《媽祖》創刊號，至1938年3月第16冊停刊止，此詩誌每期皆有立石鐵臣、宮田彌太郎等之版畫，以手工裝幀、限定發行。詩文內容的作者群多為日本內地詩人及少數台籍作家水蔭萍（楊熾昌）、利野蒼（李張瑞）、黃得時、楊雲萍。第四期出現「譯詩號」專題，其後尚有「版畫號」、「詩集『媽祖祭』出版紀念號」、「花妖傳奇　楚楚公主」、「百花春」、「『松★木★都』號」、「伊良子清白特輯號」等專題。

　　1934年11月《臺灣文藝》創刊，因不強調主義、主張或路線，網羅全島作家、藝術家共同創作，在左翼文學譯介交流上有其成果，這是台灣文學雜誌多元典範的開始，是文學與藝術、台灣與東京、台灣北中南三地的聯盟，多重的跨界組織。但也因不標榜特定意識型態及張深切與楊逵的路線之爭，最後導致楊逵於1935年底離開《臺灣文藝》，另行創辦《臺灣新文學》。1935年，漢文通俗文藝雜誌《風月》創刊，刊物內容以言情和休閒為主，轉載了不少中國筆記小說之作。《風月》的發行取代了長達五年的府城《三六九小報》，並開啟其後《風月報》、《南方》系列雜誌之先河，成為日治後期台灣規模最大且刊行持久的漢文綜合通俗雜誌。

　　1935年楊逵另成立「台灣新文學社」，創刊《臺灣新文學》雜誌，內容主要環繞在社會現實主義的闡發和實踐，該刊也表現了寬闊的左翼國際視野，這是過去台灣新文學雜誌比較欠缺的部分。同時報導（告）文學受到提倡，楊逵在《臺灣新文學》上明確有三篇鼓吹報導文學的文章：〈談「報告文學」〉、〈何謂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問答〉。在最初的規畫中，《臺灣新文學》被設定為文學創作的舞台，《新文學月報》則是文友、讀者間互換訊息並且針對《臺灣新文學》的各種問題提供批評意見的管道（見趙勳達的研究），所以，《新文學月報》是一份附屬於《臺灣新文學》的刊物。《新文學月報》雖僅兩期，但亦有若干成績，如最負盛名者為葉陶〈愛的結晶〉（《愛★結晶》）與吳濁流〈水月〉（日文〈海月〉）。前者為楊逵之妻葉陶唯一創作，亦是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女性文學史的重要材料；後者為吳濁流登上文壇的處女作。

皇民化時期與強調本土特殊性

　　1936年《臺灣新文學》停刊，其後的1937、1938年在文壇尚有《媽祖》、《風月報》繼續發行。到了1938年3月，《媽祖》停刊，翌年（1939），西川滿便籌組「台灣詩人協會」，同年（1939）機關刊物《華麗島》正式發行，旋又改組為「台灣文藝協會」，次年（1940）發刊《文藝臺灣》，此為繼「台灣文藝聯盟」之後，又一成員遍全台之文藝組織，然而該組織大抵以日人為中心，會員亦以日人居多。後為配合戰時體制，《文藝臺灣》改由「文藝台灣社」發行。初期該誌染有濃厚的異國情趣，內容多環繞台灣在地民俗風土，饒富浪漫情趣。後期改組後隨著戰事發展，原本高唱「藝術至上」的雜誌風格，轉型為支持皇民化的宣傳角色，多刊登配合時局的戰爭文學作品。該誌是日治時期發行期最長、網羅最多日籍作家的綜合文藝誌，與《臺灣文學》並稱為戰時文壇的雙璧。

　　《文藝臺灣》所主張的文學，是以評論家島田謹二提倡的：不模仿日本本土文學，充分表現台灣特殊性，樹立台灣獨自的文學以做為日本文學之一翼的「外地文學」，同為「文藝台灣社」同人的的張文環、中山侑因不滿《文藝臺灣》的編輯方針，乃組織啟文社，1941年創刊《臺灣文學》，重新凝聚了台籍作家與之分庭抗禮。可說是台灣文化人的大集合，並爭取不少日籍文化人士的認同與支持。該誌提倡寫實主義的重要，同時反對島田謹二強調的台灣文學在日本帝國中特殊性。他們認為台灣文學雖然存在特殊性，但是這是由於台灣長期以來在種族、環境和歷史各方面的特殊發展所致，並不僅止於在日本帝國中的特殊性。

　　相較之下，《臺灣文學》集團關心的是台灣本土文壇的建設，而非島田謹二強調的殖民地文學特殊性。而在1940年創刊發行的《臺灣藝術》主編黃宗葵，後改名《新大眾》。該誌亦刊登了不少作家的作品，在文學創作方面，1937年報紙漢文欄廢止後，《臺灣藝術》仍在1941年八月號左右維持漢文欄存在，白話文小說如吳漫沙〈繁華夢〉、李逸濤〈蠻花記〉。日文小說創作者有龍瑛宗、張文環、呂赫若、西川滿、新垣宏一、新田淳、濱田隼雄、陳火泉、楊逵、吳濁流等。有不少作品迄今學界尚未留意到。

　　1941年的《民俗臺灣》則是保存重要的民俗資料，開創嶄新的民俗研究議題，可見楊千鶴、呂赫若、巫永福等作家的作品。1941年年底創刊的《南國文藝》則在台灣文學史上，長久遭到遺忘，直到柳書琴發掘後才受到關注，也修正一般之偏見，誤認戰爭期除了《風月報》、《南方》外沒有其餘中文現代文藝雜誌，或認為通俗雜誌是戰時媒體箝制下中文雜誌發刊的唯一形態，實則不然。該誌以現代文藝為主流，間雜通俗文藝作品，亦刊載舊詩文。

　　1944年5月，由「台灣文學奉公會」會聚《文藝臺灣》、《臺灣文學》雙方成員，發行《臺灣文藝》。由於是在當局鼓勵下所成立的，因此呼應戰爭國策的專輯企畫不少，甚至不少作家被動員，被要求書寫呼應國策之作品，面臨戰爭末期文壇惡劣的環境，台灣作家也各自在作品裡發揮其文學策略，誠如鳳氣至純平所云「在台灣文學的發展中可說是一個具有精神史意義的文學課題」。

尚待開展的園地：報刊文藝欄、左翼刊物

　　台灣文學的發展，自然是通俗、現代文學都不宜偏廢，有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這份期刊史編纂正是兼顧了這兩方面，從26種期刊的發行，大抵可看到20年代，古典文學、傳統、現代、通俗、文白兼具，到了30年代雖有《三六九小報》、《風月報》、《南雅》等以傳統文人為主之刊物，但大抵新文學創作、日文作家已漸取得主導權，40年代則因進入戰爭期，刊物語言自然以日文為多，同時不免有配合國策之言論被強調。因選取標的是期刊，不納入報紙，又因時間、人力、經費所限，在第一階段初步完成之際，個人仍不免要提出若干建言，期待他日繼續整理文學史料，持續建置數位典藏。

　　在20年代最重要而最有意義的報章雜誌，首推《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等一脈相承的報刊雜誌，雖然它所著重的並非文學創作本身，但對新文學創作影響深遠。陳炘〈文學與職務〉、甘文芳〈實社會與文學〉、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林南陽〈近代文學及主潮〉、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黃朝琴〈漢文改革論〉及後來張我軍、賴和的主持學藝欄，他們或將文學理論及五四白話文介紹到台灣，大力提倡白話文，或對新舊文學論爭及台灣話文、鄉土文學論爭提供載體討論，培育了台灣新文學作家。這份報刊雜誌有關文學性部分應可納入整理對象。

　　此外，《伍人報》、《臺灣戰線》、《明日》、《現代生活》、《赤道》、《洪水報》這六份左翼雜誌，雖不是文藝雜誌，但均闢有專欄，刊載文藝作品，對於台灣新文學的發展也有其助益。尤其《明日》、《赤道》、《洪水報》期數不多，目前也能見部分影本，予以填補無須多耗費時日，但就台灣左翼文學的研究，相當重要，如以王詩琅研究為例，《洪水報》刊登了他的詩作〈冬天的監獄〉，《明日》更多，有〈社會進化與支配〉、〈生田春月之死〉、〈新文學小論〉、〈由獄中給愛人〉等文，此外，其他作家如楊守愚、毓文之作見於《明日》。

　　《赤道》創刊號則有峰君小說〈女同志〉、坎人〈馬克斯進文廟〉、蘊紅〈現代婦女的苦悶與覺悟〉、曇華譯〈新俄詩選‧泥水匠〉（第二號選譯〈工廠的氣笛〉）、勞動者〈無產者的喊聲〉新詩。第二號有嚴純昆小說〈到酒樓去〉、馮乃超〈快走〉。第四號有王其南小說〈窮迫〉、新人〈社會運動家的錢先生〉、乃立的新詩〈這不是我們的世界〉、東西南北〈詩人的架子〉。《赤道》同人實與創造社關係密切，刊物有多篇都是轉載之作，如前述吳乃立、馮乃超，及署名麥克昂〈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坎人〈馬克斯進文廟〉小說，這兩篇作品的作者實為郭沫若(注3)，都是轉載之作。至於曇華所譯〈新俄詩選〉兩首，亦是轉載創造社成員的作品，譯者是郭沫若或葉靈鳳，筆者尚在確認中。對於左翼刊物未流通，未被學界廣泛應用，對台灣文學史撰述將有所欠缺，此部分也透露出當時台灣新文學作家與創造社之關聯，尤其日後《先發部隊》、《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對郭沫若、郁達夫的訪問諸文，可說其來有自(注4)。

　　如果可能的話，《臺灣詩報》、《藻香文藝》也是可以繼續整理的對象，至於台灣分館典藏的日治時期期刊三百餘種，內容包羅萬象，亦已陸續建置「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自然方便很多，但《臺灣詩報》（與《詩報》不同）未見典藏，卻是一份重要的雜誌。台灣文學史料蒐羅不易，資料整理尤需專業耐心，就目前資料之呈現，此期刊編纂已相當完善，但在作家索引方面，人名、筆名之互見，可以再更詳盡，如李書即李逸濤，或者如前述所言眾多作品是轉載之作，如不熟悉文學作品，則無法在註腳交代原作者為某人。因此個人期待此一辛苦艱鉅之史料整理，仍宜持續整建、補足、修訂。

注釋：

1.《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收錄《臺灣新文學》時，已附《新文學月報》，但一般仍視為一種，非兩種。因此以「台灣文學期刊史編纂」所新增期刊數而言，應是14種。而《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亦有視為同一系列者。

2. 除了新聞有關法令外，雜誌事業列入保安事項管理。當時台灣總督府內設有警務局，各州設有警務部，各廳設有警務課，雜誌事業由這些警務機關負責管理，並嚴密注意其新聞言論活動。為了雜誌如期刊行，都強調了文稿不涉政治。

3. 麥克昂、坎人兩筆名，並非郭沫若筆名，而是轉載時編者隨意署上的。有關《赤道》報及革命僧林秋梧的發掘，皆是李筱峰首先提出的命題。但在《臺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文中，認為「坎人」是證峰法師的筆名，因此〈馬克斯進文廟〉誤歸為證峰法師之作。此亦影響了楊惠南以此文評述證峰法師有「空想的社會主義」。見氏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9月），頁69。

4.《先發部隊》曾刊蔡嵩林〈郭沫若先生訪問記〉，《臺灣文藝》也曾刊賴明弘〈郭沫若先生的信〉與〈訪問郭沫若先生〉二文。郭沫若也曾投稿《臺灣文藝》，指出該誌所刊增田涉〈魯迅傳〉中對魯迅與創造社間糾葛之誤記，並對《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一號編輯內容有所建議。莊松林與林秋梧創辦《赤道》報，曾為創造社同人的郁達夫訪台，自然引發他的重視，於郁氏下榻的台南鐵道飯店內與之筆談，交換意見，後有未央（莊松林）〈會郁達夫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