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依歷史記載，台灣之開發，乃由南向北伸展，台北載於史籍始於清季中葉咸豐、同治以後。清領時期並未曾為台北纂修專志，日治時期，也僅編過台北市史一次，書名《台北市政二十年史》。光復以來，當局無暇顧及市史的編纂。在光復後七年間，台北市成為「省都首府，同時亦是中樞騨駐之所，不但為國家復興基地樞紐，而且是民主對抗極權最前線的堡壘」（吳三連「創刊辭」：〈本刊的使命和目標〉，《台北文物》創刊號），市史的編纂成為有識之士的當務之急。

       自1952年元旦文告中：「應倡導社會改造運動，以推行敦親睦鄰，勤勞服務；應倡導文化改造運動，以推行明禮尚義，雪恥復國」，對於台灣文化的撰述與闡揚，1947年6月，就有王白淵為《台灣年鑑》撰寫的〈文化篇〉，後來又有台灣通志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成立，1949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專刊創刊。先後參與編纂、顧問的作家有張文環、陳虛谷、王詩琅、林衡道、徐坤泉等。1951年10月，文獻史料雜誌《台南文化》創刊；同年12月，《台灣風物》創刊，發行人陳漢光，創刊號刊登李騰嶽〈連雅堂先生的台灣語研究〉。1952年11月，吳新榮任台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長，翌年3月，主編《南瀛文獻》創刊。地方文獻雜誌蔚然成風。

       1952年6月，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成立，由市長兼任主委，推動的工作，先從文獻資料的徵集整理著手，藉以建立北市「史料館」，並積極纂修台北市志。黃啟瑞在創刊號〈敬請協助以臻理想〉文中詮釋「史」、「志」的重要性：「地方的隆替，風土民俗的變遷，要靠『志』來解釋。『史』是專職編輯的史官，根據許多正確的文獻和資料編輯出來的，比較可靠」。他指出雖有修志之舉，「多半是斷斷續續的記述，其資料多數是來自口授傳播的傳說」。修志如能與修史一樣有專職的修志機構，就能整理過去的地方性史料，記錄現在地方上的各種活動，讓後代正確了解先人的活動，風土民俗的演變。

       《台北文物》創刊號封面，刊登總統府照片，標舉台北市為首善之都、政經文化之樞紐。在目錄頁之後，有一幅《淡水廳誌》八景圖之一「劍潭幻影」，以及有關此圖的說明。圖中有同治年間的劍潭、劍潭山、劍潭寺、圓山仔、及圓山仔頂著名舉人陳維英所營建的太古巢。另有陳誠、張道藩、于右任、賈景德、黃季陸、程天放、吳國楨、楊肇嘉、陳雪屏等黨政名人、社會顯達的題字。林熊祥〈台北市文化的過去與現在〉一文，細數台北的開發沿革，再檢討其文化演進歷程，可視為視野宏闊的「開場白」。作者肯定先民進取、冒險的精神，勤勉耐勞的美德，但在文化發展上，清領時期受科舉習氣的濡染，日治時期，飽受外族的殖民化，光復後，台北市進入文化最興盛的時代，弘揚北市文化，是「個個都有努力苦幹的責任的」。

       《台北文物》自第2卷第1期至第4卷以前各期，多以專題形式出刊，如艋舺專號、大龍峒特輯、大稻埕專輯，城內及附郊特輯、錫口特輯、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續集（曾出版，然未發行，筆者收藏本期）、美術運動專號、音樂舞蹈運動專號，台北市詩社專號。該刊的特色之一，是12位畫家筆下的「台北新采風圖」12幅，1950年代市井風情，躍然紙上，興味盎然，如擦皮鞋、連環圖畫、小孩遊覽車、巨型廣告牌、三輪車、街頭賣獎券、現代化的廟宇、龍山寺露店、亭仔腳商場、餅攤、酸梅湯、紅綠燈。許多場景，喚起台北人的文化記憶。

       第3卷第2期、第3期的「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續集」是《台北文物》最受文學界矚目的兩期，後者還遭禁未能公開發行。延續刊物一貫的風格，大多會為每一個專號舉行一場座談會，再整理刊登。第3卷第2期就有〈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一文。較重要的文章有黃得時的〈台灣新文學概觀〉（上）、廖漢臣的〈新舊文學之爭〉（上）、范（蓍）丞的〈日據時期中文書局〉（上），均連載兩期或三期。對日治時期雜誌的回顧，也是主要的題材，如〈日據時期的台北文藝雜誌〉（曹介逸）、〈「人人」雜誌創刊前後〉（楊雲萍）、〈談談「南音」〉（黃邨城）、〈台灣藝術研究會成立與福爾摩沙創刊〉（施學習）。有關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文章有：〈台灣小說選〉（一剛）、〈新文學運動的雰圍氣〉（吳濁流）、〈赧顏閒話十年前〉（守愚）、〈台灣文藝協會的回憶〉（廖毓文）、〈鹽分地帶的回顧〉（琑琅山房主人，即吳新榮）、〈台灣新文學的階段〉（吳瀛濤）、〈台灣文化的特質〉（連溫卿）、〈新文學運動與白字運動〉（黃師樵）。還有關於台灣新劇、電影的述略、回憶文章及〈懶雲做城隍〉、〈徐坤泉先生去世〉兩則報導。

       第3卷第3期（1954年12月10日）的封面刊登「郁達夫歡送會」留影。這幀照片是1936年12月24日，郁達夫訪台期間，由台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會於台北火車站前台北鐵道飯店舉行的歡迎會，留下的珍貴影迹。出席者有島田謹二、矢野峰人、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稻田尹、黃得時、吳守禮、田大熊。內頁另有五頁，每頁兩張照片，分別是「台灣文藝協會歡迎江亢虎」、「星光演劇研究會首次公演紀念留影」；「厚生演劇研究會第一次公演」、「人劇座第一次公演紀念合影」；「星光新劇團在宜蘭公演」、「民烽劇團同仁於辦事處前合影」；「台灣文藝聯盟於台北舉行文藝座談會」、「台灣文藝聯盟台北支部成立紀念合影」；「實驗小劇團公演『守財奴』一場面」、「實驗小劇團演出『香蕉香』舞台面」。

       這一期的內容，除了黃得時、廖漢臣、蓍丞延續前期連載文章，又有廖毓文的連載文章〈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上），另闢有一個專題「我的文學回顧」，刊登賴明弘〈台灣文藝聯盟創立的斷片回憶〉、朱鋒〈不堪回首看當年〉、陳鏡波〈軟派文學與拙作〉、王錦江〈「台灣新文學」雜誌始末〉。其他文章有〈台灣文學的第二階段〉（吳瀛濤）、〈憶郁達夫訪台〉（郭水潭）、〈台灣日人文學概觀〉（郭千尺）、〈日人文學在台灣〉（龍瑛宗）、〈台灣文藝作家協會〉（王一剛）、〈光復後的台灣劇運〉（呂訴上）、〈新文學、新劇運動名人錄〉（榮峰）、〈再就台灣文化的特質而言〉（連溫卿）、〈思想獨立時期的雜誌〉（王一剛）。另有榮峰的兩篇補白文章〈決戰文學會議〉、〈台北最初的文藝雜誌〉。

       本期的〈編後記〉特別說明，要將第2卷第2期、第3期合併起來，才能成為一個整體。黃得時的〈台灣新文學概觀〉（二），只刊一小部分，第4卷第2期曾續刊（三），此後不見下文。廖毓文的〈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上），在第4卷第1期續完。有部分人士對「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有意見，認為專號提出的問題多屬全省的，涉及台北市或北部的很少。編者則提出說明：「我們雖然側重北部，但這些運動在性質上卻是全省性的，並非一地方所能包括的，不過本市是其根據地，是其出發點罷了」。這一期特別注重日人在台灣的文學，主要在為後一代留下史料，避免日人在台灣的事蹟成為歷史的痕迹。可惜這一期遭禁，在後來的重印本，這一期未印，僅列目錄。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典藏的這一期，是由張錦郎先生捐贈，筆者珍藏的這一期可能購自光華商場舊書店。內封除「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續集」外，另有副標「北部新文化運動特輯之二」，算是回應批評人士之舉。

       在創刊號〈編後記〉已為刊物作定位：「本刊既非純粹學術性雜誌，也不是通俗性的刊物」，而是站在兩者之間，「務期雅俗得以共賞為目標」。台北文獻委員會成立後即忙於孔子聖誕釋典禮宣傳事宜和孔誕紀念文物展覽會，都非該會成立的初衷，誠如編者所言：「我們的工作，最重要是在為後世做紀錄，使他們後日回顧前人的跡迹，有蛛絲馬跡可尋，要推展建設有所憑藉」。

       《台北文物》不是純文藝刊物，卻為台灣新文學保留大量珍貴的史料，從古詩文、詩社、地方耆老的文史憶舊、回憶錄、新文學新劇運動、台灣話文改革、舞蹈、音樂、俗諺、出版、書局等，無不備載。茲列舉其重要的連載：〈台北市大事年表〉（陳世慶，共8期）、〈偷閒錄〉（陳維英，共4期）、〈光復後的台灣劇運〉（呂訴上，共5期）、〈台灣地方戲劇的改進〉（呂訴上，共4期）、〈晴園老人述舊〉（黃純青，共7期）、〈台灣的古代詩文社〉（賴鶴洲，共6期）等。

       純就文學史料角度而論，《台北文物》各期，都有數篇作品可以述之，如創刊號就有林熊祥〈台北市文化的過去與現在〉、黃得時〈古往今來話台北〉、毛一波〈詩人筆下的台北〉、陶蓬仙〈台北竹枝詞〉、劉篁村〈新文界之回顧〉。其他各期有黃文虎〈艋舺舊文人回憶錄〉（第2卷第1期）、有關陳維英的事蹟、著作、太古巢遺跡共四篇，由陳培漢、廖漢臣等撰述（第2卷第2期）；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韌〉、陳驚癡〈天籟吟社與林述三〉（第2卷第3期）；廖漢臣〈揚文會〉、呂訴上〈台北流行歌的發祥地〉（第2卷第4期）；毛一波〈錫口的詩〉、林錦銘〈松社與松山吟詠〉（第3卷第1期）；郭水潭〈台灣同化運動史話〉（第4卷第1期）；陳君玉〈日據時期台語流行歌概略〉（第4卷第2期），春暉〈張我軍逝矣〉（第4卷第3期）。

       第4卷第4期「台北市詩社專號」，共收26篇文章，有對台北詩社的概觀、座談會紀錄、文人與詩社、客台之內地詩人、日僑與漢詩、清代台灣詩話等之記述；問樵〈乙未吊台詩〉（第5卷2、3期合刊），此期另有對瀛社、北台吟社、高山文社、北台詩話的補遺、評述文章；黃玉齋〈章太炎與本市操觚界〉（第5卷第4期）；問樵〈南雅詩社〉（第6卷第1期）；賴子清〈台北詩詞聯話〉、古月〈劉銘傳的詩〉（第6卷第2期）；高一萍〈沈斯菴與台灣〉（第6卷第3期）；尹文彬〈徐孚遠及其他〉、毛一波〈台遊日記中的台北〉、賴鶴洲〈斐亭吟會．牡丹詩社〉（第6卷第4期）；賴鶴洲〈台北鐘社嗣響斐亭〉（第7卷第1期）；毛一波〈台灣文學史談〉（第7卷第3期）；廖毓文〈張純甫及其作品〉、陳世慶〈梁任公遊台吟集〉、陳漢光〈明清北台文秩人物表〉（第8卷第1期）；郭海鳴〈黃春潮及其作品〉（第8卷第2期）；蔡毓齋〈蔡廷蘭著「海南雜著」補遺〉（第8卷第3期）；文瀾〈從「揚文會」談到「新學研究會」〉、吳瀛濤〈日據時期出版略概觀〉（第8卷第4期）；陳漢光〈乙未抗日與中國詩壇〉、呂訴上〈台灣山地劇運〉（第9卷第1期）；劉枝萬〈台灣民俗研究的回顧（金關丈夫歡迎座談會）〉（第10卷第1期）。

       1961年9月1日出版的《台北文物》第10卷第二期（總33期）是終刊號。該刊自第10卷第1期出刊後，因經費因素，延遲至9月1日才出該卷第2期，頁數也較過去減少。編者預告在12月創刊十週年時，計畫出版「十週年紀念號」，可惜未能如願。不過，台北市文獻委員會也繳出《台北市志稿》已編印22篇，分訂15冊。其中卷八為毛一波編「文化志文化事業篇」。另刊行《台北市要覽》、陳漢光、賴永祥主編《台北古輿圖》。該會又於1962年6月推出《台北文獻》季刊（封面刊名橫排）；1968年7月推出刊名直排的《台北文獻》季刊迄今。

       《台北文物》編輯主軸由封面、內頁插圖及專題名的設計皆在在顯現出其以台北為中心的概念，雖非純文學刊物，但其中刊載的大量台灣新文學珍貴史料，從古詩文、地方耆老文史憶舊、回憶錄、新文學運動、台灣話文改革等，保有系統且大量台北的歷史與文化，實為研究台灣文學及文化不缺少的文獻之一。（陳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