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集粹》月刊，創刊於1952年9月5日，發行人石劍生，由集粹月刊編輯委員會主編。《集粹》原係月刊，每月5日出版，第6期起開始脫期，出版時間僅署月份，實際出版時間應已在翌年2月底；第7期於1953年4月出版，自本期起實際上已成為雙月刊；本刊10至12期以及第2卷第1期（13期）未見，2卷3期出版於1954年9月，如係終刊號，則前後共出15期。

       《集粹》月刊，創刊於國民政府來台後第三年，「反共」氣氛濃厚。在創刊號上〈我們的態度〉一文開頭即說：

        人有人性，是人的特色；人而無人性，便不成其為人。一如牛頭馬嘴之不能相稱。故人而不得發揮人性，其不自由直不如牛馬；若乎危害人性，扼殺人性，那便是人類的公敵。

        天下共黨一般赤，本身失却人性，而又好以摧殘人性、扼殺人性為樂，所以我們認為凡是具有人性並愛好人性的任何人，都應該起而反共。

        反共之道不一，宜各選所適，努力不懈，如萬宗之歸流，乃能蔚成大海汪洋。我們力不勝鎗桿，筆不善八股，乃思專從發揚人性、衛護人文處着手，為反共的基本工作盡一分心力。這是本刊的宗旨。

        本此宗旨，……但要以喚醒讀者的人性為第一義。正好像在我們同人中，也有正在參加政治工作的，却決不失却人性，變成政治動物。

        因之，本刊沒有廟堂文章，也沒有反共宏論；有之，不過明確堅定的愛國反共的立場而已。

       除在發刊辭強調反共之外，在「稿約」的第一條，更明訂本刊不歡迎以下稿件：（1）與反共抗俄無關者。

       《集粹》的發起人，在創刊約一年時，曾在1954年《中華民國雜誌年鑑》上發表〈《集粹》創刊的動機及其經過〉一文，透露出：「本刊最先的發起人為石劍生、潘仁龢、陳英烈、路世坤、吳紹璲諸人，便分擔了社務和編務；以後祝之一和黃曄趕上陣來，更壯大了我們的陣容。蔡明、張懿之兩位一直為本刊貢獻其心力。」這大約係《集粹》的全體同仁了，祇是未指名那些人負責編輯。

       《集粹》，顧名思義是綜合性的月刊，文學僅佔其一部份比例，但在「目錄」的編排上，並不予以分類，看來也沒有一定的選稿範圍。編者事實上也無深厚的經驗，在該刊第3期起，連載黨國要人張默君的一部文言長篇譯作《盜面》，原作者僅署：美，白乃傑，全不提作品及作者之英文原名，在第6期後，又以擬出單行本為由，予以腰斬。同樣的情形又發生在第7期上，該期刊登了中篇小說《春雨》之上篇，以後也沒再看到下文，更未見編者說明，真是奇怪。

       為了強調「反共」內涵，筆者發現在創刊號上張漱菡女士的〈故鄉底憶戀〉一文，最後是這樣寫的：「故都底可愛處一時真數不盡，我不過把記憶所及略述一二，已覺無限神往。如今呢，赤流所至，古城變色，那偉麗的山水宮殿，竟被辱蒙羞，浩劫之下，該不至有所毀損吧。多年濶別，懷念更殷，但願早日打回大陸，好讓我重返故鄉懷抱。」這是文藝作品的感懷。我們在第9期純青所寫的一篇學術性文章〈民族詩人陸放翁的思想〉的末尾，居然也看到同樣情形：「放翁的民族思想，能夠把小我的生命與民族的大我，合而為一，是有崇高的抱負和熱愛真情的民族詩人。以上所述，不過是略舉他的民族意識與抱負，也可以說，好像我們今天反共抗俄的思想一樣。」這種情形，也出現在第6期梁容若的散文〈清晨頌〉當中，恕筆者不再引述。

       《集粹》早期還有部份文學作品，但自第7期後，已經少見，但卻多些學術研究文章。其知名的年輕作家有張漱菡、王文漪、盧月化、侯榕生等，均為女作家；老作家則有齊如山、王新命、何容、蘇雪林、謝冰瑩、伍稼青、梁容若、王藍、童世璋、鳳兮（馮放民）等等。除王新命曾長期撰稿外，其餘大抵偶一為之。

       《集粹》作品中，連載的，多為掌故、軼聞。其中，最著名的為王新命的〈海天漫談〉專欄，連載第1-5期，算是整本刊物中為期最久者。此外，也有模仿30年代大華烈士（簡又文）《東南風》（原刊於《人間世》半月刊上）筆調的落拓青衫〈人‧物‧事〉專欄第4期；以及模倣劉半農《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詩集》（原刊於《論語》半月刊）之打油詩筆調的頂溪逋客之《荒洲夜雨談詞》專欄第3期。

       《集粹》上的學術文章也為數不少，其中史料與可讀性較高的有吳懷潔提供，溥偉的〈清室讓國御前會議實錄——清恭王的一篇筆記〉（第2期）、吳錫璋的〈我為諸葛亮辯護〉（第5期）、魏子文的〈劉鐵雲的生平〉（第8期）、公弘的〈黃公度及其新詩派〉（第8期）、李未秋的〈紅樓夢與台灣〉（第2卷第2期）、任峯的〈章太炎的晚年〉（第2卷第2期）、知本的〈唐代小說漫談〉（第2卷第2-3期，待續）、履川（曾克耑）的〈陳三立與其詩〉（第2卷第3期）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後來主持《傳記文學》成名的劉紹唐也寫有小說〈屠狗者〉（第1期）、何容寫有〈文體舉例〉（第2期）、王藍寫有〈作家，作家！〉（第6期），均少為人知。尤其王藍之大文，提到「今年度（指1953年，筆者）是否還會有「為文藝而文藝」、「為好玩而文藝」的作品，「口號八股」、「反共性史」與不正當不健康的批評出現在我們的筆底？」。在當時反共第一的環境下，實空谷足音，發人深省。（秦賢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