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名 | 文壇 |
---|---|
創刊時間 | 民國41年(西元1952年)6月5日 |
停刊時間 | 民國75年(西元1986年)1月15日 |
起迄卷期 | 第1期~第303期 |
刊期 | 月刊、季刊、不定期,共303期 |
出版地 | 台北市郵政信箱第401號‧台北頂溪洲竹林路竹林新村五號‧台北頂溪洲中和路一九二號‧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99號2樓‧台北中和鄉中興路43巷4弄11號‧台北縣永和鎮豫溪路‧台北永和鎮豫溪路38巷17弄2號‧台北市愛國東路24號‧台北市中華路二段75巷1弄22號3樓之1(延平花園大廈)‧台北市信義路一段17之2號‧台北市師大路165號4樓之1‧台北市長安西路27號‧台北永和鎮中正路680巷4號‧台北市仁愛路二段84號2樓‧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85巷4號2樓‧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193巷13號16樓 |
發行單位 | 中國文壇出版社‧文壇社‧文壇雜誌社‧穆中南(發行人、社長)‧王藍(社長)‧楊念祖(經理)‧朱嘯秋(發行人兼社長)‧張南菲(副社長)‧鄭允豐(總經理)‧王翼樟(督印人) |
瀏覽次數 | 43356次 |
提要
《文壇》於1952年6月創刊於台北,發行人穆中南,前5期社長王藍,主編劉枋,第6期以後由發行人穆中南兼任社務及主編。1957年2月出版特大號《文壇》並宣布停刊,1957年11月推出《文壇》季刊,1964年又改為《文壇》月刊。1978年1月,穆中南宣布退休,1978年2月第211期開始,改由朱嘯秋任發行人及主編,1985年11月停刊。
穆中南1912年生,北平中國大學文學系畢業,在大陸期間擔任過小學校長、報社主筆,創辦過出版社,來台灣後,擔任《平言日報》編輯,1950年協助創辦《徵信新聞報》,他出版過九本小說。
創刊號沒有發刊辭,穆中南在〈編後〉說,只想「拿貨色給讀者看看」。創刊號共登六篇小說:琦君、魚貝、公孫嬿、楊念慈、王藍、陳紀瀅;散文四篇:謝冰瑩、艾雯、劉枋、季薇;詩七首:紀弦、上官予、李莎、鍾雷、彭邦楨、蓉子、覃子豪,可說是一時之選。1954年《文壇》響應「文化清潔運動」,1955年連續五期刊登三十餘位作家對「戰鬥文藝」的看法,同年十月出版一套十冊的「戰鬥文藝叢書」。1956年,穆中南又身兼「中國文藝協會」總幹事,繁重的經濟及工作壓力,使他決定停刊。停刊前,準備好好出版最後一期,然後才「光榮撤退」。1957年2月,出版了共190頁的《文壇》特大號,內容包括9評論、24篇小說、16篇散文、1篇電影劇本,穆中南在首頁寫了篇〈文壇五年〉,宣布停刊。沒想到這一期《文壇》卻得到海內外一致叫好及惋惜,三千本很快銷售一空,這給穆中南很大的啟示,使他對編輯厚重的文學刊物,有繼續辦下去的勇氣及信心。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1957年11月推出了《文壇》季刊第1號,內容包括7篇評論、25篇小說、8篇散文、13首詩、一個長篇小說,總計160頁,是當時同性質刊物的好幾倍。1958年出版季刊第2號,至1961年2月出版第10號,中間刊期時長時短;1961年5月第11號又改為月刊,每期仍維持在30萬字的篇幅;1964年開始每期的頁數由原先的120業增加到160~180頁,每期的字數由30萬增加到40萬不等。自改為月刊後,平均有一萬份左右的銷量。
自1957年2月出版《文壇》特大號引起熱烈迴響,使穆中南深信「厚重」的文學刊物只要內容精彩,還是有讀者欣賞。自此後,打破文長,尤其是小說篇幅的限制,更是一大特色。頁數由120頁、140頁,到160頁,甚至增加到180頁,還盡量克制自己不加價。1963年6月《文壇》36號,穆中南在〈紀念本刊創刊11週年〉一文,他統計自24期到35期一年12期,共刊登了429萬7千字,平均一期36萬字。1969年10月《文壇》112期,一次刊完汪洋的15萬長篇連載〈叛逆的女性〉,作家冷冰80萬字的長篇連載〈旅程‧旅程〉在《文壇》連載一年刊完。1970年一整年中,邀請了20幾位小說家為《文壇》撰寫長篇小說。1971年8月第134期,林海音八萬字的小說〈春風〉一次刊完。此外,楊念慈、尼洛、郭嗣汾、司馬中原、王璞、盧克彰、張放、趙滋藩、吳東權、鍾肇政等,都曾在《文壇》上刊載長篇小說。
穆中南的大手筆,也帶動了那個時期的小說創作。《文壇》大量的登載小說,短篇、中篇、長篇,每種都有,1961年至1971年,持續十年間,每期維持三至四個長篇,一至二個中篇,15至25篇的短篇小說,累積下來的量十分驚人。在〈文壇二十年〉一文中,穆中南說「本刊以小說為主,長篇小說發表將近一百部,而中、短篇小說發表了1600篇……」,也不只一次,穆中南在〈編後〉這樣說「這一期我們推出24個短篇小說,而且好幾篇都在一萬字以上」、「在大篇幅介紹長篇與中篇之下,我們仍然推出了14個短篇小說……」。為慶祝創刊十週年,穆中南特以「十萬元大徵文」來吸引好的作品,徵文的項目也以小說為唯一文類,可見《文壇》重視小說的程度。
儘管知名作家大多會在《文壇》上出現,但不少的新人的第一篇作品,或起頭的幾篇作品是在《文壇》上發表的。穆中南重視新作家的作品,他曾在〈談本刊發行的宗旨和風格——兼談本刊取槁的態度〉一文中說「我們希望刊載名作家的作品,更希望刊載優秀的作品,我們是以這樣的態度來取信讀者的」。穆中南知道找名作家撰稿有很多方便之處,起碼有一定水準,不必多費精神改稿,其次,有點名望的作家,他的作品不至於有抄襲的顧慮。他認為禁用名家的作品,也可能會杜絕好作品於千里之外。
為了確實達到「發現新作家為職志」,穆中南嚐盡了一個編輯人讀稿的苦果,在《文壇》極盛的十年(1961~1971),平均每期用稿35萬字,但每期的來稿多至500至600萬字,穆中南必須閱讀每一篇稿,從中發現好的作品,以及有潛力的作者。他自己定下60幾個取稿的條件,也定下20幾個退稿條件來律己。許多稿子「往往是壓下來再讀一、二次才敢決定」。如何使新作家的作品寫到成熟而代替已有成就的作家,或是如何使新作家在讀者心中留下良好印象,穆中南在鼓勵新作家持續創作、循序漸進的讓他們的作品不斷曝光,是一步一步確實去完成的。
《文壇》以一個純文學雜誌的身份,創辦於經濟發展與社會資源皆貧瘠的1950年代初期,但除了前十年曾停刊一次,且刊期不穩定外,長期保持訂戶及銷售量皆在一萬份以上,其實是頗不容易的。穆中南不只一次在〈每期的話〉中強調:「本刊經常和三、四十個各種階層不同的讀者發生聯繫,更隨時接受讀者一般的意見。只要不違背本刊的宗旨,而且是正確性的,本刊又力量所及的無不立即接受與改進。本刊一直擁有這麼廣大的讀者之故,其原因即在不斷地和讀者合作」。身為一個雜誌的發行人、主編,負責整個雜誌的經營與編務,還能經常性地與幾十個不同階層的讀者保持聯繫,放在今日的媒體行銷概念都是先進的,何況在當時資訊科技並不發達,每封信都要手寫、裝信封、郵寄等動作。穆中南時時徵詢讀者意見,做為改進的參考。穆中南除了定期與三、四十位各個不同階層的讀者保持聯繫外,每個月經常要閱讀整理讀者的信件三、四百封,需要回信的,必親自回覆。1961年12月,《文壇》第18期上,舉辦了向讀者「徵詢意見」的工作,參加通訊活動的有3440封,得到820人的回信。歸納起來總共有206個不同的問題,穆中南也在1962年3月的第21期上,以一篇〈向讀者報告——為歸納徵詢意見而寫〉文章,分別回答各項問題。以讀者為尊,以作品為貴,穆中南確實地執行他的編輯理念,也讓《文壇》的發行及銷售蒸蒸日上。
如果說穆中南在1950年代的文學傳播有其特殊的貢獻,那麼他所創辦的「文壇函授學校」絕對是其中的關鍵。1950、1960年代產生不少優秀的軍中作家,這和國民黨對軍中文藝工作的推行有絕大的關係。1955年,國防部委託李辰冬創辦的「中華文藝函授學校」代辦「軍中文藝函授班」,連續舉辦了兩屆。後來李辰冬因故離開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辭軍中文藝班班主任職。1957年的某一天,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透過朱嘯秋問穆中南願不願接辦軍中文藝函授班;穆中南考慮後答應了,於是開始積極籌備。1958年元旦,「文壇函授學校」成立,同時軍中文藝函授班第三屆開班。
1960年,總政治部因經辦人的關係突然停辦了軍中文藝函授班的業務,隔了一年,馮放民等以救國團的名義繼續承辦,穆中南只好結束了軍中文藝班。雖然結束了軍中文藝函授班,但面向社會大眾的文壇函授學校卻很穩定的經營下去。當年閱讀過《文壇》的人,應該都記得在封底、封面裡,或封底裡的「文壇函授學校擴大招生」的廣告字樣。
嚴格說起來,自1958年元月穆中南成立「文壇函授學校」開始的七年間(1958~1965),為《文壇》的黃金歲月。這時候,已度過《文壇》前期不穩的測試期,有文壇函授學校以及軍中文藝函授班學生的基本訂戶群,加上當時《文壇》幾乎掌握到大部分重要作家的作品,所以聲勢如日中天。訂戶由兩三千,到四千,然後一路漲到萬餘本,發行最大時高達兩萬一千份。但因《文壇》採低價策略,包括軍中文藝函授班與文壇函授學校,如學生人數驟增,增加講義費的收入,並不能抵消請人短時間內批改作業的費用。一些朋友看到《文壇》不斷增加篇幅、厚度,雖然看得過癮,但總為他擔心成本的負擔,穆中南卻「把增加銷路的節餘用在增加篇幅和改進內容上」。
《文壇》創刊初期,尚無同類型大型文學雜誌,1954年《皇冠》雜誌創刊,內容偏向綜合藝文性,較《文壇》更為大眾化,兩刊路線尚未完全重疊;1960年代,以文學創作、評論為主的《作品》(1960)、《現代文學》(1960)創刊,以軍中文藝軍中作家為主的《新文藝》(1962)創刊,以大眾小說為主的《小說創作》(1962)創刊,強調本土性的《台灣文藝》(1964)創刊,《純文學月刊》(1968)創刊,《文藝月刊》(1968)創刊,再加上各類詩刊,《劇場》(1965)、《大學雜誌》(1968)等,一時之間,百花齊放,各類型的雜誌可以滿足不同需求的人,此時整個社會教育及經濟水準逐漸提昇,雜誌已逐漸邁向分眾市場,此時《文壇》的市場獨佔性不再,銷售難免逐漸下滑。
1960年代末期,當各類文學雜誌逐漸擁有自己的內容特色及讀者群時,相較之下《文壇》反而顯得面貌模糊。加上長久以來,《文壇》的文章構成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函授學校學生的實習稿,或是從作業中挑選出來的,水準當然不及已經成名的作家。其次,《文壇》較《皇冠》及其他報紙、雜誌較低的稿費,也是已成名作家不願意再為其撰稿的因素之一。內容的大眾通俗,不如《皇冠》、《小說創作》,文學性的品質又不如《純文學》、《台灣文藝》、《文藝月刊》等,再失去有號召力的知名作者群的支撐,《文壇》難免走上了衰頹之路。
1976年12月21日,行政院新聞局首屆優良雜誌金鼎獎頒給了21家雜誌,《文壇》是其中唯一的純文藝刊物;1977年元月《文壇》再度榮獲國家文藝基金會第一屆全國優良雜誌優等獎。連續得到兩個優良雜誌獎,對穆中南來說,不無鼓舞,不無安慰。他決心再努力一年,作最後的衝刺,再交給年輕的一代接棒。1978年元月,穆中南在《文壇》211期上發表了一篇〈告別矣!「文壇」〉,字字血淚,令人動容,全文交待創辦《文壇》的宗旨,交待《文壇》曾做了什麼事,現在因病(中風)需要休養,自第212期開始他交棒給曾經合作過的老友朱嘯秋。
1978年2月,朱嘯秋接手《文壇》後,改變其原本的純文藝性質,擴大為知識性、生活性、藝術性。沒多久,函授學校也停止了,《文壇》缺少了廣大的基本訂戶。1985年11月第302期,朱嘯秋因故離開台灣,創辦33年的《文壇》也就消聲匿跡了。
穆中南在資源匱乏的五○年代初期,憑著一己之力及對文學的熱情,創辦了《文壇》雜誌,為當時的文學創作者、文學欣賞者提供了一個寬闊的園地。雖然因其個人的成長背景及思想,使其服膺國民黨「倡導文藝政策」、「統一文藝陣線」、「用戰鬥文藝來救國」的政策,主動在雜誌上配合並為其宣傳。然而這些應該不至抹殺穆中南與《文壇》雜誌對台灣文學傳播的影響及貢獻。
《文壇》以其質樸、厚實的樣貌,妝點了五○年代的文學雜誌,成為其中耀眼的晨星。當時報章雜誌談文論藝的文章,多為短文、小品或補白之作,《文壇》不限文長,提供園地,鼓勵作家、有潛力的新人,創作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對台灣當代小說的推展,有實質的提昇及貢獻。
掃瞄光復以來的台灣文學雜誌,不屬公營、黨營或機關、學校、財團,以私人之力經營從未易主,且面對市場、持續出版達27年之久,穆中南的《文壇》雜誌,其韌性及生命力,放眼台灣的文學雜誌仍屬少見,我們理應對他表示敬意。(封德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