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949年4月2日，《龍安文藝》第1輯出版，版權頁書名欄題為「龍安文藝叢刊」。由於龍安文藝社的社員幾乎都是省立師範學院台語戲劇社的成員，乃推舉台語戲劇社社長蔡德本為龍安文藝社的社長，並由台語戲劇社負責雜誌之發行。在擔任編輯的林曙光建議書名應具有鄉土色彩的前提下，以師院所在的龍安街之「龍安」為名，封面採用楊英風設計的綠龍圖樣。根據蔡德本的說法，《龍安文藝》很可能是戰後第一本鉛字印刷的校園刊物，創刊號卷末出版日期雖然印上5月2日，依照當時的出版習慣，實際出刊時間是在一個月前的4月2日，因此甫出版即遭逢大舉逮捕學運領袖與異議人士的四六事件。即使內容溫和，既不煽動學生也不謾罵政府，但因執筆者中的朱實（本名朱商彝）列入四六事件被通緝名單，為了避免彼此牽連或累及提供資金的社會人士，社員決定緊急回收已發出的書，連同尚未發出者集中在師院運動場邊的空地焚毀。四六事件之後，朱實逃亡大陸，也在創刊號上發表作品的歌雷（本名史習枚）、黃昆彬、小兵（本名毛文昌）等人相繼被捕，林曙光輟學隱居，龍安文藝社自然消滅，《龍安文藝》僅僅出版一輯就遭到廢刊的命運。2002年，幸運未被焚毀的《龍安文藝》被挖掘出土。2003年4月，《文學台灣》第46期重刊全部內容，並刊載蔡德本〈《龍安文藝》終於找到了〉介紹出版始末。

     《龍安文藝》創刊號中，除了林曙光記載編輯過程與作者動向的〈編後〉外，總計刊登由朱實、黎烈文、龍瑛宗（誤植為龍英琮）、歌雷、而生、謝哲智、林亨泰、蕭金堆（後改名蕭翔文，筆名淡星）、謝冰瑩、黃昆彬、蔡德本、子潛（本名許育誠）、小兵等十三位執筆，包括創作方法論三篇、文學評論一篇、小說三篇、新詩七首、隨筆兩篇等，共十六篇的中文作品（目錄處僅註明十四篇）。其中黎烈文的〈關於寫作〉是譯自法國作家莫泊桑答覆一位青年的一封信，黃昆彬的小說〈素香〉和林亨泰的新詩〈尼姑〉、〈書籍〉由蕭金堆譯成中文，蔡德本的日文小說〈鷄塒〉則由金河（本名陳金河，筆名埔金）負責翻譯。作品內容方面，黎烈文的譯文〈關於寫作〉是莫泊桑有關從事寫作的態度與方法等個人的體會，文前還附上黎烈文所寫簡要的背景說明。龍瑛宗〈左拉的實驗小說論〉引用日文翻譯文獻，介紹左拉「實驗小說論」的由來、特點與侷限，還有左拉本人在創作上的實踐，及其自然主義文學的成就和缺失。謝冰瑩〈怎樣修改自己的作品──文藝漫談之五〉從自己修改〈一個女兵的自傳〉談起，認為修改作品的方法，除了虛心地接受朋友和敵人的批評，並且要不厭其煩地細心修訂，嚴格地自我批判。朱實〈展望光復以來臺灣文運〉主要是從日治時期台灣文學運動的光榮歷史說起，批判戰後經濟的不安定與當局的嚴密控制，使得出版界一蹶不振，部份台籍作家不敢再抬頭正視現實，並推崇楊逵引爆和參與《臺灣新生報》「橋」副刊的台灣文學論戰，以及「橋」副刊主編歌雷對於本省作家尤其是新人的關心，還介紹了當前積極發表創作的多位文學青年，最後呼籲老將新秀不分省籍相互合作，朝向萬丈光輝的台灣新文運邁進。黃昆彬〈素香〉敘述一位大學生在台北市的暗巷中，驚見無怨無悔深愛著自己的素香，竟然是以賣身所得提供他經濟上的援助。蔡德本〈鷄塒〉描述一位敗光家產的哥哥，和弟弟分家後複雜的兄弟之情，最後哥哥在為弟弟建造雞舍後離家遠去。子潛〈亞馬先生〉則是以堅持負責的亞馬先生為主角，藉由他與學校同事和當地居民的相處方式，描繪不同省籍教師間的衝突，以及省籍歧視等社會問題。而生的詩作〈犧牲者〉期許流淚嘆息沒有人提拔者拭掉淚水，完成作為通往明天的橋樑的任務；〈名譽〉則是認為人們往往為了名譽而不顧一切，但最後只剩下墓碑上的金字。謝哲智〈在窓邊〉描寫將窗外傳來殯儀行列的樂音，誤以為成議員銘謝和誇耀的遊行，因而戰慄地再次凝視桌前那張生命稅的催繳書；〈春天的雲〉形容自己的心如同在猛威的北風中飄蕩的雲，渴望沒有目的的旅程能夠休止，從此像寶塔一樣屹立於清高的天上。林亨泰〈尼姑〉歌頌被折來放進瓶裡的梅花，如靜穆地坐禪的尼姑一般聖潔；〈書籍〉則是瞧著桌上並排重疊的書籍，想起作者大半不在人世，感嘆悲哀之情不禁從心中升起。蕭金堆〈離鄉的前夜〉記述離鄉前夜眾人在花園中飲酒惜別，胸中湧動的心事沉默於夜色中，只見流星頻頻殞落。歌雷〈森林‧清晨‧隨筆〉以抒情的筆法吐露來台兩年，對於文藝、自然、社會的黑暗面等事物的所見所感。小兵〈南國迎春曲〉則是表達追求和平、真理，以及對於社會惡勢力與資本主義弊病的厭惡。

     《龍安文藝》雖然是大學生創辦的校園刊物，除了師院學生發表的文藝創作外，亦向大學教授與報社編輯等社會人士邀稿。由於執筆者中不乏享有盛名的作家，因此除了回顧台灣新文學運動史與反映台灣社會現實的篇章之外，還譯介了國際知名作家的作品；既關懷本土，也具有國際性的視野。由於同仁多為師院的學生，刊登成名作家關於創作方法的意見，對文藝青年們來說無疑具有指導性的作用，由此不難想見龍安文藝社員在學習寫作上的高度熱忱。儘管創刊於經濟條件不利於出版的年代，僅有的一期在政治局勢干擾下，當年甚至無緣與讀者正式見面，然而部分作品在作者文學生涯中還是佔有重要地位，比方龍瑛宗的第一篇中文作品即發表於此。另外，銀鈴會成員朱實、蕭金堆、子潛、陳金河等人的創作與翻譯，展現台籍青年為投入台灣新文學的重建，努力跨越語言障礙的姿態，以及從日文轉換到中文書寫的具體成果，在戰後語言文化轉型期的關鍵年代，實有其不容忽視的特殊意義。（黃惠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