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現代週刊》創刊號發行於1945年12月10日，主編吳克剛（1903～1999），隔年12月15日停刊，發行達一年，共出刊32期。這本雜誌由台北的現代週刊社出版，原本交由從接收新高堂書店後更名的東方出版社發行，而後由中國來台經營之開明書店發行。由於是現代週刊社先創立，開明書店來台之後，才在同一地址開設分店，因此兩者必然有相當緊密之關聯，這個問題尚待查證。但不論如何，這種發行機關的轉變，也剛好可以印證，戰後台灣民眾經常提及的「日本換中國」之共同觀感。本刊包括主編與撰稿者，大半都是中國大陸來台的教育與文化界人士，他們都肩負著在台推動祖國化之重任，因此刊物宗旨首先是要傳播中國新文化，當然也強調要引進當前世界新文化，這應該是《現代週刊》命名時考量的要點。

     該刊〈創刊詞〉中曾明言：「曾經到過日本的人，如果到台灣來，特別是台北，將有如在日本之感。如果所謂文化是指一切生活的樣式，那末[麼]台灣的文化，幾乎是『日本化』了。台灣既經光復，既經屬於中華民國，這樣的文化，是應該改變的，台灣應該是中國化，台灣的文化，應該是中國的文化。」有關中國化的推動方法，創刊詞中強調：「要建設新台灣，必須對於中國，對於世界，有深切的認識。因此大大開放思想知識的門戶，將關於中國，關于世界的思想知識，充分介紹到台灣，是台胞能深切的認識中國，認識世界，那是今日的台灣所很需要的。」戰後來台的中國知識分子有此使命感，應該相當值得肯定。但是，這樣的認識是基於他們先認定日本治台實行封鎖政策，中國語文不許學習，中國出版品不許輸入之偏見。而且，這群人甚至還誇張地認為：「幾十年來把台胞幽禁在很狹窄的思想知識樊籠中，不許他們窺見中國，不許他們窺見世界。」實際上，日治時期台灣人當然不是透過中文，而是透過日文吸收世界新知。許多台灣知識分子認為，殖民地台灣現代化的水準，遠遠超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慘勝的中國。中國來台文化人以台胞奴化之詞，貶抑台灣人，正足以說明吳濁流曾喟歎：「阿山會日文是人才，台灣人會日文則是奴才」之原因所在。換言之，從這本刊物的宗旨與內容，也可以突顯戰後台灣族群衝突悲劇之歷史性緣由。

     要瞭解《現代週刊》之內容特色，首先必須關注的人物應該是吳克剛。根據1999年出版的吳克剛回憶錄《一個合作主義者的見聞錄》，我們可以知道他的思想與生平。基本上，他是一個社會主義經濟學者，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因此他的文章也流露了不少左翼色彩的思想。吳克剛曾留學法國巴黎大學，1945年隨陳儀來台後，曾擔任接收總督府圖書館而成立的台灣省圖書館館長，同時兼任台灣大學教授，1955年館長卸任後才專任教職直到退休，其淡泊名利專注學術研究之風格，獲得許多後輩之肯定。吳克剛在《現代週刊》的文稿皆屬論述性文章，而且集中在前幾期，可能在雜誌上軌道之後，他就變成掛名的主編，實際上應該有其他年輕人來接手。創刊詞中強調介紹世界新知，實際上第5期開始出現「時事評述」欄目，頗為符合這項宗旨。而第3卷起經常出現潘志奇之時事評述，潘志奇日後在台成為知名經濟學者，其文章從第2卷就開始出現，由此可知他應該也承擔不少後期刊物撰稿或編輯之工作。再者，如果要了解當然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各期之時事評述，或許也可以視為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

     正如前述，該刊以自命承擔在台推動祖國化之任務，而推行國語運動正是核心工作。因此，各期稿件出現大量討論有關台灣教育與推行國語之文章。例如，擔任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的范壽康（1896～1983），就發表政策性宣示文章，第1卷第12期「今後台灣教育的方向」一文，甚至還以中日文對照的方式刊出，傳達政令給台灣民眾的意圖明顯。此外，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則是發表許多學習國語的相關文章；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夏濤聲（1899～1968），當然也不會放過在此進行宣導的機會，但他們要求台灣人盡速祖國化的呼聲，不僅無法獲得共鳴，甚至可能引起反感。除此這些主要官員之外，執筆者大多為來台之學者，或是前述教育文化宣傳機關的來台基層官員，包括日後活躍於台灣教育、文化或新聞界何容、楊乃藩、謝爽秋等。高層官員中具體實例，還有擔任接收由總督府博物館後改名台灣省博物館館長的陳兼善（1989～1988），其發言的身分和論點都相當具有代表性，他在第1卷創刊號曾發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教育〉一文，強烈地批判日本在台的殖民教育。他認為「國語」教育的結果，在台北以外的小城鎮依然不能佔優勢；同時他也預估，未來北京話在兩到三年內將佔絕對優勢並迅速普及。這類高官之自以為是的論述，實在不勝枚舉，因此若言戰後台灣錯誤語言政策自此開始，應不為過。

     另外，屬於中國來台基層官員之撰稿者，還有日後成為知名中國近代史學者的沈雲龍（1909～1987），也相當具有代表性。戰後，沈雲龍來台進入宣傳委員會任職，曾在許多刊物發表文章，例如，他在第1卷第2～3期就連載發表了：〈紀念劉狀肅公銘傳〉一文，戰後企圖聯結中國與台灣關係之歷史論述，可謂自此開始。相對於《現代週刊》為中國來台知識分子掌控之刊物，由當時「台灣文化協進會」所發行的《台灣文化》，則為較強調台灣文化主體性之刊物。台灣文化協進會除理事長之外，還有14位理事，其中外省籍理事包括吳克剛、陳兼善、范壽康、林紫貴、邵沖霄等5名。幾位《現代週刊》要角雖然入列，但負責編輯的是台共幹部出身的蘇新，因此《台灣文化》與《現代週刊》的內容風格上，出現很大的差異。兩種刊物合起來閱讀當可發現，那個時代的省籍矛盾，已經如何開始逐步醞釀。

     《現代週刊》的撰稿者幾乎未見台灣籍人士，從中國返台的半山人士游彌堅（1897～1971），可說是例外之一。但是，他成為台灣人代言者，不但未反駁指責台灣人奴化的汙名化論述，反而是與外省人士唱和。他於第1卷第2期發表〈改變我們的腦筋：觀念〉一文，強烈地諷刺「五十年被日本奴化的台灣人」，他認為台灣人太過於被動且具有惰性，一旦惰性根深蒂固便不會想要改變，而成為帝國主義下的愚民，並喪失主體性。接著，他還在第1卷第4期發表〈台灣人應該重新認識台灣〉，其論點也是如出一轍。還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台籍作者是廖文毅（1910～1986），他雖非所謂的半山，但也是具有戰時到中國的經驗，第1卷第4期他發表〈告本省工業技術人才〉，其內容與教育文化政策並無關聯，無法進一步討論。除了鮮少台籍之撰稿者，無日文版面之設置，也是與當時台灣人創辦刊物一項很大的差異。該刊所刊出的中日對照文章，全部都是因政令宣導之需求才刊登。戰後台灣發行都是中文的刊物，原本就很難爭取到讀者，其內容又從未替台灣民眾發聲，再加上通貨膨脹等經濟惡化與治安日益混亂之影響，最後當然只有接受停刊的命運。

     整體而言，《現代週刊》屬於經濟與時事論述為主的綜合刊物，文藝作品的數量較少。但是，這是那個時代背景下之共同現象，該刊數量不多的文藝作品還是值得關注。例如，第1卷第3期中刊出曾德培之〈從重慶到台北〉一文，這是作者以遊記方式，紀錄自己從四川重慶到台北的旅程，期間以日記手法寫下內心感受，並紀錄各地因戰爭所帶來的摧殘，以隱約的方式傳達反戰的想法；同類型的遊記還有，刊載於第2卷5～6期連載的侯婉如〈渝台行〉。另外，文藝評論文章則有第2卷第7、8期合刊出現許天虹譯、小泉八雲著〈不能克服的困難：西洋文學上的一個「謎」〉；羅洪〈文藝的寫作〉，還有章錫琛〈悼夏丏尊先生〉等。較具代表性新詩作品則有，第1卷第12期朱梅〈死島〉、第2卷第9期陳松明〈詩兩首〉等，還有第3卷第5期刊出周學普翻譯「海涅詩選」，也值得分析探討。由於這些比較具文學性作品，作者大多屬於中國來台文藝青年，其學經歷難以查明，因此其作品的定位等討論，應該都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訂了。(何義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