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南方》由《風月報》更名改版而來，屬於《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系列雜誌之一，自1941年7月1日起發刊，至1944年1月1日止，刊行期間總計三年七個月。該誌為增加購讀率，更改《風月報》時期的會員制為讀者制，採單冊零售方式，同時亦接受長期訂閱，並開發日本、中國、滿洲三地為固定的海外配送地點。

      《南方》初期以現代文藝為主，卷末仍保有漢詩欄。首期羅列了總督府評議員陳啟貞、許丙的賀詞，一致稱許、肯定雜誌改題順應國策之舉，並勉勵作家與讀者共效「文章報國」之使命。時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委員的龜山炎亭，更期勉《南方》雜誌爾後的編輯方向應以「南方進出」、日滿華三國親善提攜為主調，反映官方欲將《南方》塑造為文化南進之先遣部隊的意向。

      1942年4月1日，台灣總督府修正出版法，《南方》在獲許發行第149期的同時，封面以「大東亞戰爭就是解放民族的聖戰  一億一心抱著必勝的信念向前奮鬥」為標語，表明其符應時局的立場，其後編輯方針、稿件內容亦見變化。以第150期為例，該期要目為〈發揚東方道義精神〉、〈九軍神〉、〈東亞共榮圈的資源〉、〈新嘉坡陷落以後〉、〈印度反英運動的趨勢〉、〈水深火熱中的南洋土人〉，諸如此類報告文學、戰爭詩歌、作家戰場通訊等，在續後刊物中陸續出現。這些響應國策的作品，既包含著戰場速寫和戰況分析的現實動因，也反應了編輯考量閱讀受眾對戰爭關注的需求，以及雜誌存續問題之策略抉擇。此後，《南方》調整內容編排，嘗試深刻反映戰爭現實，同時堅守藝園地，是故戰爭書寫與白話小說、古典演義、武俠小說、美術逸話……等文藝作品同時並存於此份雜誌上，其中尤以白話短篇小說的熱潮最值關注。

      這類作品從題材上大致可分為日常性與國策性兩個向度：在日常性的書寫方面，以描摹中下階層群眾之貧困書寫為主，共通特色是小說中少見軍人角色與戰爭場景描繪，主角多為一般貧苦大眾，代表創作有林超群〈南瓜〉、繪聲〈童心〉、蔡崇山〈第三次會〉、〈精神的創傷〉……等。另一類重要作品，則揭示戰時體制下青年男女的心理狀態，如吳漫沙〈黎明了東亞〉、蔡必揚〈愛的葩〉、茵茵〈柳鶯〉、凌鴻〈玲玲姑娘〉、簡安都〈志願兵〉……等。由此可見，在戰爭宣傳、戰地文學成為《南方》主旋律的時期中，雜誌所呈現的文藝作品雖有部份深染時局色彩，但另有不少作家作品仍以人道主義的關懷，挖掘市民大眾無奈的生活困境及內心矛盾。這類作品對殖民資本主義的批判、殖民地青年命運的思索、亂世良知的呼喚，構成了《南方》白話小說日常性的主要特徵，以特殊的方式延續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的現實主義精神。此外，雜誌上所出現的白話短篇小說讀寫熱潮，亦可說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多元嘗試中的一個沉潛到日治末期才日益成熟的伏流。

      1942-43年間的《南方》雜誌上陸續出現「古訓淪亡」、「道德淪喪」、「復興孔教」等以傳統漢文思想輔弼戰爭的言說。如王則修〈忠孝論〉，援引狄仁傑、岳飛精忠報國的故事，與明治天皇頒佈的〈教育敕語〉之「克忠克孝」加以銜接。日人井上壽老、中山久四郎、漢儒黃純青，則利用異文化本身具有共性可以相互交流的特點，把儒家精神導師──孔子，改造為倡導請纓殺敵、健民健兵、盡忠報國的「大東亞聖人」。其後，隨著日本在太平洋的軍情告急，該刊上對學者、作家文章報國的勸導言說，進而轉化為鼓舞他們投筆從戎的實際行動。此亦足以反映文藝被逐步納入宣傳動員、精神動員與人力動員的政治考量框架中，因而喪失自主空間之軌跡。

      在其餘重要創作者及作品方面，除雜誌主編除吳漫沙(小吳、曉風、沙丁、湖邊客)、林荊南(余若林、嵐)、編輯林紫珊長期以各種筆名刊稿之外，徐坤泉、陳蔚然、蔡必揚、繪聲、詹聰義、楊鏡秋、凌鴻……等人亦為常見的撰稿者，小紅、林超群、夢痕、新光山人、新人、天棲……等人則為撰寫白話短篇小說的一作作家。具代表性的長篇連載則有林荊南〈漁村〉、吳漫沙〈黎明了東亞〉、〈心的創痕〉、阿Q之弟〈新孟母〉、茵茵〈柳鶯〉，以及吳漫沙以湖邊客為筆名發表的武俠小說〈三鳳爭巢〉。1944年1月，《南方》雜誌刊行最後一期，此後僅保留漢詩部分，改以《南方詩集》發行，僅維持兩期旋告終止。1944年3月25日，歷時十年的《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系列漢文文藝刊物終於在嚴苛的戰火中劃下休止符。

      追溯《南方》發刊過程及作品取向可知，語言政策的變革對文藝雜誌編輯與創作生產引發了一連串的連鎖效應；而編輯者對於日常性白話小品的長期提倡最後日益擴大為新進作家創作的集體迴響。《南方》因其通俗易懂，其通俗性與漢文性成為文化話語與政治話語的一種「轉譯」形式，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戰爭時期的社會現實，也以多元的藝術風格滿足了不同層次與審美趣味的讀者需求。刊行於大東亞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期間的《南方》，扮演著雙重身分。它既是特定知識社群的文化產業，也是戰時國家意識型態的動員工具。因而它也具備雙重功能，一方面要適應漢文讀者的嗜好、品味、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成為在服膺、傳達國家意識形態之下探尋活路的傳媒。(蔡佩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