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935年11月，楊逵不滿臺灣文藝聯盟的路線憤而離開，12月，另創臺灣新文學社，開始著手規劃理想中的文藝刊物，《臺灣新文學》與《新文學月報》這兩份刊物便因運而生。在最初的規劃中，《臺灣新文學》被設定為文學創作的舞臺，《新文學月報》則是文友、讀者間互換訊息並且針對《臺灣新文學》的各種問題提供批評意見的管道，所以，《新文學月報》是一份附屬於《臺灣新文學》的刊物。《新文學月報》原擬名為《誌友俱樂部》，用以提供同人與誌友相互研究督勵，但由於人數超出預期，因此便增加篇幅以及加入一般文學藝術的介紹評論，以獨立出版，於是16頁的《新文學月報》便取代了4頁的《誌友俱樂部》。

      同人與誌友的制度，在臺灣文學史上由臺灣新文學社首開先河。楊逵採取「同人與誌友」制度的原因有二，其一，企圖讓編輯者與讀者之間有更緊密的聯繫；其二是更實際的財政問題，楊逵採取了「以同人組織的形式鞏固經濟基礎」的方法。此乃是仿效略早成立的日本「文學案內社」的作法。依臺灣新文學社的規劃，「同人」必須負擔雜誌社的經營費用或自己是誌友再勸誘五個誌友以上的人，「誌友」則是長期訂戶，意圖使兩者發揮「協力經營」的作用。《新文學月報》是同人與誌友的專屬刊物，不對外發行。通算只有兩期的壽命（分別發行於1936年2、3月），第三期原訂作為電影「漁光曲」的介紹特別號，並預訂在1936年5月上旬發行，卻不曾問世。

      《新文學月報》的評論文章十分可觀，具代表性者有林克敏〈讀臺灣新文學創刊號〉（〈臺灣新文學創刊號を讀む〉）、郭水潭〈文學雜感〉與徐瓊二〈《臺新》讀後〉（〈『臺新』を讀んで〉）。這三篇文章除了共同肯定《臺灣新文學》所提倡的「殖民地文學」路線之外，最重要的成就在於針對《臺灣新文學》創刊號上的諸篇日文小說做出評論，儘管觀點各異，卻都相當認真地解讀作品的創作手法與深層意涵，皆屬佳構。若再加上陳梅溪、吳濁流的評論文字，上述針對文學作品而非文學路線的討論之盛況，實乃臺灣新文學運動史上前所未見。此外在讀者的意見上，諸如黑木謳子反映「新詩創作上有待加強」、王錦江（王詩琅）認為「缺乏霸氣」、貂山子（何春喜）批評「不夠大眾化」、秘朗子提醒「缺乏女性作家」等，都對雜誌的編輯方向給予了中肯的意見。文學創作上，《新文學月報》亦有若干成績，最負盛名者為葉陶〈愛的結晶〉（〈〈愛の結晶〉〉）與吳濁流〈水月〉（日文原名〈海月〉）。前者為楊逵之妻葉陶的唯一創作，亦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女性文學史的重要材料；後者則為吳濁流登上文壇的處女作。吳濁流於戰後曾憶及此事，指稱自己從未想過要當個小說家，但因其處女作竟意外被《新文學月報》刊出，另一小說〈泥沼中的金鯉魚〉（〈どぶの緋鯉〉）也獲得《臺灣新文學》徵文比賽的入選，對他一個新人而言具有莫大的鼓舞作用。可見若沒有臺灣新文學社的慧眼，臺灣文壇有可能就此失去一位優秀的作家。(趙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