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福爾摩沙》為留日台灣青年們於東京所創立之文藝團體「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機關雜誌。「臺灣藝術研究會」創立於1933年3月，其前身之「東京臺灣文化circle」（或翻譯為「東京台灣文化同好會」）創立於1932年3月，為左傾並歷經多次檢舉後的「臺灣青年會」成員林兌，與王白淵、吳坤煌、張文環等受日本左翼文學運動思潮影響的留日文藝青年，在眼見非合法的活動空間日趨緊迫，轉而企圖在文藝、文化等合法活動掩護下開拓新境地的時代產物。「東京臺灣文化circle」承繼「臺灣青年會」血統，並同時為「克普」（KOPF，「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化連盟」）之子團體，因此可視為以臺灣民族社會運動支流出發的台灣新文學，與日本前衛文學思潮的結晶。「東京臺灣文化circle」創立後旋因成員被捕而解散，重新組織期間因政治性壓迫日趨嚴厲，以及欲從事純文藝活動的成員如巫永福等人的意見，因此改組為走合法路線、重視文藝活動本身價值的「臺灣藝術研究會」，並於同年1933年7月發行機關雜誌《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同人在創刊詞中聲明，吾人所渴望的除了「政治上經濟上」自由的生活，更要求「藝術的生活」；而吾人將重興「萎靡的臺灣文藝」。在具體行動上將整理「既有之貧弱的文藝作品」以及「歌謠與傳說等鄉土藝術」，更呼籲「臺灣青年諸君」「以我們的全副心力創作真正的臺灣純文藝」，並宣示「為了讓我們的生活更為自由與豐富，臺灣的文藝運動必須由我等青年之手開始做起」。這篇由身為青年的「我們」，向同世代之「我們」臺灣青年發聲，以演講口吻寫成之創刊詞中，洋溢《福爾摩沙》身為開拓臺灣文藝之先行者的精力與自負。

      從「東京臺灣文化circle」到「臺灣藝術研究會」之主力成員為張文環、王白淵、吳坤煌。王白淵在《福爾摩沙》創刊號（1933年6月）出刊前即已離開日本赴上海，且其與張文環二人皆鮮見寫作評論文章。因此吳坤煌所執筆的二篇評論性文字──發表於創刊號的及第二號中的〈給某女士〉、〈論臺灣的鄉土文學〉，可視為象徵《福爾摩沙》之時代意義的指標性文章。而在「臺灣藝術研究會」時期始成為同人的蘇維熊，當時正是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的學生。其所作〈臺灣歌謠試論〉正呼應了〈創刊之辭〉中，為創造臺灣「獨特的文藝」而必須「整理研究膾炙人口之歌謠與傳說等鄉土藝術」的具體主張。與《臺灣新民報》為求鞏固民族根源──自民族社會運動立場出發提倡歌謠整理相較，蘇維熊與其《福爾摩沙》同人則重視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層面。而與蘇維熊同樣於「臺灣藝術研究會」成立階段方加入的巫永福，一開始即表示「我們身為學生，circle活動將成為學業的阻礙」，不欲與左翼文學運動有所牽扯，而只「寫些小說與詩，夢想著創辦文藝雜誌」。其發表於創刊號中的小說〈首與體〉，描寫二位台灣留學生共度的時光，雖然有著來自故鄉催婚的陰影，但其中對於東京街景的點描，以及「看起來本是高舉穿刺雪空的枝枒末梢強烈地將寒冷的感覺灌進體內」、「熱蒸氣撲面而來的暖意就像金屬的熱傳導一樣一瞬間直進身體內部」等結合外部刺激與肉身感覺的表現，敘述者「我」對所有瞬息生滅之意念的追隨與繼之而起的行為，都可以看到以橫光利一為首之新感覺派於文學手法上大膽嘗試的影子。此外，《福爾摩沙》中更有法國作家杜鐸（Alphonse Daudet）作品的翻譯、讓唐璜與大盜加彭尼共聚一堂的奇想小說、白居易研究之論文、魯迅詩之轉載等。在乍見撩亂的外貌下，以張文環及吳天賞之小說、吳坤煌之評論所代表的左翼文學脈絡，與巫永福作品所象徵之現代主義趨向的並居共存應為其最大特色。

      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僅發行三期的《福爾摩沙》具有指標性的地位，與其他多攻讀法律、醫學之留學生相比，《福爾摩沙》同人為文學、藝術領域之學生，志在文藝創造使其成為台灣知識份子中相當特殊的一群。其於東京活動的1933-1934 前後數年間，正值日本左翼文學運動由極盛至崩壞，文學之「文藝」價值因此得以從作為「政治」活動的工具性意義中解放；由《福爾摩沙》內容中，亦反映台灣知識青年對「政治」與「文藝」關係的思索。其雖僅發行三期即停刊，然其所開拓出之「文藝」空間以及對日文的大量運用，已為台灣文學發展進程中宣示了新時代的來臨。（張文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