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文學　八○年代，是臺灣重新尋自我主體性的年代。1981年，詹宏志在《書評書目》發表〈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獎得獎作品〉一文，提到：「有時候我很憂心，杞憂著我們卅年來的文學努力會不會成為一種徒然的浪費？如果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卅年的我們，他將會怎麼形容，提及那幾個名字？」隨後詹宏志引用小說家東年的一段話：「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詹宏志這種悲觀，且以中國為中心去觀察、定位、評價臺灣文學的心態，將臺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邊緣，所提出的「邊疆文學論」，引來不滿者強烈的批評與質問。同年7月號《臺灣文藝》刊出〈文學十日談〉，計有宋澤萊等多位本土派作家對此論調加以抨擊，揭開臺灣文學中「臺灣結」和「中國結」的糾葛。這波論爭的餘緒，也影響到日後「臺灣文學自主性」，以及「文學南北派爭議」問題的討論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