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論戰　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是臺灣戰後以來「一次大規模文化論戰。而且論戰的範圍並不僅止於文學領域，還包括了在政治、經濟層面的意識形態的對立要素，因此也可說是一場全面性的思想、文化論爭。」1965年，葉石濤於《文星》雜誌，發表〈臺灣的鄉土文學〉一文，指出「臺灣」與「鄉土」相互關連的觀點，使得文藝作家漸次重視「鄉土」的議題，引起政府當局的注意。1976年初何言發表了〈啊！社會文學〉，開始出現討伐之聲；9月朱炎發表對鄉土文學的看法〉，認為：「大陸和臺灣本為一體」，呼籲「作家必須擴大視野」，並且提倡「三民主義的文學」。1977年5月，葉石濤於《夏潮》雜誌發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引起對「鄉土文學」觀念的討論，特別是《仙人掌》4號，刊載了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根植在臺灣這個現實社會的土地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和心理的願望的文學』並非只是農村文學，它也適用於包括描寫都市等社會領域的全部文學」。另有不同觀點作家的回應，有銀正雄〈墳地裏哪來鐘聲？〉及朱西寧〈回歸何處？如何回歸？〉，銀正雄批評王拓的小說是一種「普羅文學」，朱西寧則認為鄉土文學「只怕終將會流於地方主義，規模不大，難望成其氣候」。8月17日，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於聯合報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對王拓、陳映真、尉天驄等人的文學觀提出批判，指出最近文學論是「不正確的，甚至有害的」主張。8月20日，同在聯合報，余光中刊登了〈狼來了〉一文，指摘「臺灣現在已有人公然提倡『工農兵文藝』，暗指這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是共產黨的爪牙。」使得論戰過程緊張度提高，討論的人數激增。1977年8月末，擧行「第二次文藝大會」，由當時政府、黨團、軍方的代表，丁懋時、李元簇、王昇、李煥等，以及余光中、尹雪曼等文學人士組成，召集了270位相關人士，就當前文藝政策、文藝功能、國際文藝交流等議題進行討論，最後，論戰結束在官方擴大了「鄉土文學」的意涵，將此界定成「愛國文學」、「民族文學」，消解其政治的緊張性。而歷經這次的鄉土文學論戰的激辯，也使得更多的人思考臺灣主體性的問題，其熱情延燒至八、九○年代。之後，民間及官方各出版論戰過程的相關資料，民間則由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景出版社出版，1978年；官方則由彭品光主編《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印行，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