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論戰　針對六○年代現代主義詩所引發的晦澀之風，當時執教於新加坡大學的關傑明率先發難，於1972年2月28～29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困境〉，稍後又於9月11～12日，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其文主要責難葉維廉編譯《中國現代詩選》、張默編《中國現代詩論選》、洛夫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卷》部分，以「中國」為名，卻完全沒有表現中國的精神。此舉引發「創世紀」詩社的不滿。繼關傑明之後，1972年唐文標在《中外文學》1卷6期（1972年11月）〈先檢討我們自己吧！〉，1973年唐氏又連續發表了4篇文章〈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詩的沒落〉、〈僵斃的現代詩〉、〈日之夕矣──《平原極目》序〉，更震撼文壇，引起詩人嘩然，顏元叔稱此為「唐文標事件」。隨後，余光中發表了〈詩人何罪〉，指責唐文標的文學觀過於狹隘，充滿階級對立的思想。透過七○年代初的這場現代詩論戰，在一片討論聲浪中，標榜「傳統」的民族主義與推舉「現實」的社會意識，就成為現代詩論戰中最主要的訴求。同時，現代詩論戰，也開啟了七○年代臺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風潮，而「擁抱傳統」、「回歸現實」的主張，在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獲得進一步的深化，並影響了八○年代對臺灣主體意識的建立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