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臺灣文學」諸論爭　評論。作者駱駝英(羅鐵英)。發表於1948年7月30日至8月22日「臺灣新生報」「橋副刊」。〈論「臺灣文學」諸論爭〉為戰後初期圍繞著臺灣文學歷史定位、臺灣文學運動未來展望系列議題的重要論述。此一系列議題之討論，因集中於「橋副刊」，又稱「橋副刊論爭」。駱駝英嘗試總括自1947年間開始展開的這場討論，並提出個人之觀點。以中國革命為判斷依據，駱駝英一方面批評日治時期殖民歷史中的特殊性，「消沉、傷感、麻木、『奴化』……等落後的『特殊性』，必然而且應該向內地人民的普遍覺醒的一般性轉化。……（中略）……那種純自然的寫景文，或被絕對特殊化了的『鄉土文學』是沒有多大價值的『文學』，是與中國革命脫節的東西」。另方面則有限度地肯定了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歷史：「過去的臺灣文學，其內容一方面是消沉、悲觀、個人主義化的，但另一方面，如楊逵先生說的：其『特殊性倒是語言上的問題，在思想上的「反帝反封建與科學民主」與國內並無二致』，即思想上以此為主流，為脫離民族觀點，還有ⅩⅩ先生說臺灣過去的文學在反帝這一點上比內地還強烈」。駱駝英的說法相當程度代表了戰後初期中國來臺人士的觀點。這一系列的討論，主要涵蓋了兩大爭議：首先，日治時期臺灣文學歷史究竟有無價值、是否稱得上文化沙漠，同時應如何評價日治臺灣文學歷史。其次，臺灣歷史、社會及其文學，是否具有特殊性，而臺灣文學的名稱又可否繼續存在、使用。在第一個議題上，少數如陳大禹、孫達人、駱駝英、歌雷等人以肯定或有限度肯定之方式評價這段文學歷史之外，大多數中國來臺人士如王默流、阿瑞等人則持全盤否定的意見。
至於臺灣籍作家的看法，則有楊雲萍、王白淵、楊逵、林曙光、歐陽明等人所堅持的，反抗殖民、反抗壓迫乃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之主流，甚至高度評價這段文學歷史。另一部份則為龍瑛宗、葉石濤的意見，呈現自我的批判、否定。在牽涉到「臺灣文學」名稱存廢的第二個議題上，幾乎沒有例外地，中國來臺人士的看法共通地傾向取消「臺灣文學」之名，或者試圖將所謂特殊性予以轉化在中國革命的架構下。譬如駱駝英、歌雷、錢歌川、夏北谷等人。而楊逵、瀨南人（林曙光）、籟亮（賴義傳）等臺灣籍作家，則努力論說「臺灣文學」名稱及其特殊性的存在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