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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乾任福建省分巡臺廈兵備道,修《臺灣府志》(高志),首列〈藝文志〉,收入〈臺灣賦〉、〈臺灣八景詩〉等作品。 列印 列印
1692 清康熙31年 歷史人物
高拱乾  (生卒年不詳),字洪喜,號九臨,清陜西榆林人,廕生。1691年出任福建省分巡臺廈兵備道,1695年任滿陞浙江按察使。任內網羅臺灣知府靳治揚、臺灣府海防總捕同知齊體物,舉人王璋、貢生王弼、生員陳文達等修成《臺灣府志》,通稱「高志」。其中〈藝文志〉收有〈臺灣八景詩〉、〈臺灣賦〉、〈東寧十詠〉等作品,開多種臺灣漢語文言文學創作文類風氣之先。臺灣知縣李中素為《臺灣府志》作跋,引高氏言:「臺灣自開闢之初,百事草創。從前諸公,一味苟且過去還得;到今日,再苟且不去了。汝等適當其難,不振起一番精神,認真為朝廷料理此一塊地,更欲推與誰人?」應是清國治臺灣初期,少見的積極任事的官僚之一。府志藝文志收錄他多篇文移,是為證明。〈初至臺灣曉諭兵民示〉是到任之初曉諭兵民各安生業,不得遊手好閒、結盟結社、醉酒賭錢,宣示促成公平、安定社會之決心。〈月課示〉是針對府學教職、諸生,不得荒疏本學。兵備道兼理學政,命諸生每月16日齊集本學,道臺親頒試題,學官親督課試,試畢,鑒別優劣。〈嚴禁歲考鑽營招搖示〉以嚴厲之吻警告各種可能的考試鑽營招搖行為。〈禁止對支兵米示〉是針對兵丁月糧,令其自行催取的台灣陋習,下達禁令。〈禁重利剝民示〉是嚴禁放高利貸。〈禁苦累土番等弊示〉是令禁贌社需索花紅,剝削壓榨番民。〈勸埋枯骨示〉是勸告性非強制性之告示,主要是曉諭:「嗣後凡有未墾荒埔,果係官地,聽民營葬;若係批照在民,未經開墾者,亦准附近人民營葬,不許阻撓!」〈禁飭插蔗並力種田示〉為了確保糧食之充足,禁止人民種經濟價值較高的甘蔗。這些文移顯示高拱乾雖是勤政愛民仁心宅厚的好官,但也相當主觀霸道,往正面想是有魄力。即使公文書,也有作者的思想、感情在。
臺灣府志(高志)  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於1684~1689年任內所修的《臺灣府志》遲遲未能刊刻,1692年,高拱乾出任臺廈兵備道之後,認為「夫有疆土,必有風俗;有制度,必有沿革。海外兵燹之餘,人心甫定、耳目未開,不為搜羅廢墜、纂輯典故,使天下觀者如身履其地而習其俗,無以彰聖天子一德同風之盛、廣久道化成之治;自亦守土者之過也。」因此,有府志之纂修,刊刻於1695年,亦稱《臺灣府志》,但以「高志」區別「蔣志」。蔣志除了遲未刊刻之外,亦見草創之簡陋。
「高志」分封域、規制、秩官、武備、賦役、典秩、風土、人物、外、藝文10志,每志1卷,凡10卷。大體確定日後臺灣志書之體例。〈藝文志〉雖是藝文作品之彙編,但從搜集藝文作品的範圍及相次分類,則可見纂修者的藝文定義及藝文觀。高拱乾的「藝文」,包含了宸瀚、奏議、文移、序、傳、記、賦詩8類,他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六經子史之外,凡施諸政事、見諸諷詠,足以垂世勵俗,皆所當尚。是以誌集藝文,其中王言如綍,崇文德而振武功,蔑以加矣;至若章疏、移會、銘傳、詩篇,有關世教,例得採取。……文雖工非品不傳,……」有強烈的載道文藝觀。宸瀚是帝王書迹,收有〈至聖先師孔子贊〉等6種。奏議事臣子上奏的條疏、疏略,有施琅〈報入臺灣疏〉等3種。公移為各種公文,有周昌〈詳請開科考試文〉及高拱乾示禁文等11種。序有高拱乾〈捐修諸羅縣學宮序〉等2種。傳有陳元圖〈明寧靖王傳〉等4種,記有施琅〈平臺紀略碑記〉等6種。賦2篇及詩多首。詩有多家〈臺灣八景詩〉,是為特色。
臺灣賦  史料記載中,最早的〈臺灣賦〉作者是沈光文,1685年,季麒光所撰的〈沈文開傳〉云:「……所著:〈臺灣賦〉、〈東海賦〉、〈賦〉、〈桐花賦〉、〈芳草賦〉……俱係存稿……。」目前均已亡佚。現在看到的沈光文〈臺灣賦〉;盛成認為〈平臺灣序〉係拼湊沈光文〈臺灣輿圖考〉、〈臺灣賦〉及施琅〈飛報大捷書〉而成的偽作,因此「改其容質,使之還丹」,抽離出〈臺灣賦〉加以增補、註釋,成〈臺灣賦并註〉。
沈光文之後,則有1687~1691年任臺灣府學教授的林謙光(芝嵋)、1692年任臺廈兵備道的高拱乾及王必昌等人著有〈臺灣賦〉。另外尚有內容相去不遠的〈臺山賦〉、〈臺海賦〉、〈臺灣形勝賦〉等作,開啟臺灣賦體創作之先河。臺灣的賦體文學是融合臺灣的歷史詮釋、地理山川景物描述、產物陳列、風土民情記述的綜述文體,是臺灣的全面記錄,也是臺灣的導讀手冊。《臺灣府志》(高志)〈藝文志〉收入林謙光、高拱乾2人的〈臺灣賦〉,林作詞藻華麗,接近漢賦,高作記述性較強,二者共同開啟了清治時代臺灣賦創作的風氣,其後有純寫景、詠物、抒情、勵志等變化,應用極廣。許俊雅、吳福助主編的《全臺賦》蒐集了包括近人作品在內的賦作近200篇。
臺灣八景  八景詩是清代臺灣詩作之特色之一,首見於高拱乾《臺灣府志》〈藝文志〉,收有高拱乾、齊體物、王璋、王善宗、林慶旺五家的〈臺灣八景〉。後來也有不少人沿用這個詩題創作。因臺灣八景引申出去的各地八景詩,如鳳山八景、臺灣縣八景、淡水八景,或者稍異其名的 臺陽八景、瀛壖八景,加上將形式應用出去的〈北郭園八景〉(鄭用錫)、〈聚芳園八景〉(翟灝),以及不完整的八景──只寫八景中之一景或數景,在文學的總產量上,是相當可觀的。〈臺灣八景〉也有唯名主義和實質主張的歧義,有些詩題就有「八景」之名,或者小題上的題目就是八景詩相同的題目,譬如〈斐亭聽濤〉是臺灣八景之一,當它只有1首獨立存在時,把它劃為八景詩,固然不成問題,但像卓肇昌的〈鼓山八詠〉,每詠都是一景,與八景詩之創作形式沒有差別,是否將之排除八景之外呢?似乎沒有堅持「唯名」之必要。八詠可以,何以二詠、四詠、六詠、十詠就不可以?如果採實質原則,清代臺灣八景詩可稱氾濫。
從文獻上看起來,高拱乾應是「臺灣八景詩」的首創者,他的〈臺灣八景詩〉是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鷄籠積雪、東溟曉日、西嶼落霞、澄臺觀海、斐亭聽濤。八景中,後二景都在府衙裡面,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都在臺灣府衙外七鯤鯓、鹿耳門一帶,只有西嶼落霞指澎湖西嶼澳。東溟曉日沒有確切的說法,一說在臺東,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說是淡水。鷄籠積雪的鷄籠在諸羅縣的極北,周鍾瑄《諸羅縣志》:「皆耳食而未親歷其地者也。」吳子光《臺灣紀事》:「鷄籠積雪為郡志八景之一,亦傅會之辭。臺地稀見霜雪。」都顯示八景詩的寫作,大部分都不是寫真實之景,虛寫心景者多,實寫真景者少。尤其是八景之八,顯然只是宦遊文人喜歡的吉祥數字,為了湊足八景,也是八景詩的文學性顯得虛而不實的原因之一。臺灣八景詩,古今二體皆有,以近體佔絕大多數,有五言有七言,七言居多,有律有絕,律佔多數。七律是最常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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