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我軍  (1902～1955)，原名張清榮，出生於臺北縣板橋，曾用筆名有「一郎」、「迷生」、「憶」、「野馬」、「老童生」等。父親早逝，家中經濟無法提供其就學，乃在製鞋店當學徒，後經師傅介紹到新高銀行當工友，獲得上司賞識提拔為雇員。張我軍利用工作之餘進修，既同老秀才學漢文，又至學校補修課程。機緣巧合，在新高銀行成立廈門分行之際被派往當地服務。1922年該分行關閉之後，張我軍拿著遣散費於1923年初前往北京。平時除了自修課業、吸收資訊以外，多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旁聽。但由於經費用完，一度於1925年返回臺灣。稍後，獲得資助的張我軍，復於1925年前往中國，並順利考入北京的中國大學國文系；1929年畢業後留在當地的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法學院、中國大學等處任教，擔任日文講師。中日戰爭期間，張我軍成為北京大學工學院教授，其間曾經兩度參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二次大戰結束後，張我軍於1946年間攜眷返臺，先後擔任臺灣茶葉工會秘書、臺灣合作金庫研究主任。1955年因肝癌病逝。張我軍在日治時期完成的作品，包括有小說：〈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新詩集《亂都之戀》，以及「新舊文學論爭」中的系列文字，如〈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張光正編輯有《張我軍全集》，2003年由人間出版社發行。被視為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先驅之一的張我軍，主要的文學活動成果大致呈現為兩個部分。其一為參與二○年代「新舊文學論爭」的系列文字，其一為新文學運動初期所完成的系列嘗試。張我軍在「新舊文學論爭」文章中的主張，包括了宣揚有助於文化啟蒙的新文學，支持中國白話文、並明確表示臺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支流，與此同時更強烈抨擊喪失時代精神、無病呻吟、吟風弄月的舊文學應該退出歷史舞台。至於日治時期創作中，包括小說與新詩在內，大抵皆能夠透過中國白話文，呈現一定的文字流暢度。張我軍的詩觀以至整個文學觀乃是偏重於內容、而相對忽略形式表現技巧。
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  評論。作者張我軍。原發表於1924年4月21日《臺灣民報》第2卷第7號。一般亦將〈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視為二○年代中葉「新舊文學論爭」正式展開的標誌。當時人在北京的張我軍，以投書方式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猛烈批評臺灣傳統文人及其文學活動，因此隨即引發一連串熱烈討論。文學史上概稱之為「新舊文學論爭」。儘管新舊文學陣營的相關討論，尚有其他相關淵源，但大體上還是由於張我軍在這篇文章中充滿攻擊性的言論，因而形成持續相近兩年的密集討論。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文中，張我軍痛斥臺灣傳統文人，「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臺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正是在這種接近於謾罵的文字當中，張我軍完全否定了古典詩文的意義與價值。相對於此，在接續發表的〈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等文中，藉由介紹胡適「八不主義」、陳獨秀「革命文學」的論點，張我軍向臺灣青年提供了新文學的創作方案。並將之總結為四項論點：「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要旨乃在於積極將臺灣話文予以雅化。傾向張我軍、支持新文學論點的，大致上即著眼於文學與時代相互結合的緊密性。從我手寫我口、舌尖與筆尖合一，進一步延伸出新文學形式易於挖掘現實問題，易於呈現實際思想、願望之類，從而易於接受新思想。簡言之，即認為新文學有利於傳播新文化、新思想以啟蒙民智。相反地，舊文學則因為具有不符合潮流、食古不化、不隨時代脈動、脫離民眾等弊端，因而遭到來自新文學陣營的攻擊。由〈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所引發的這場「新舊文學論爭」，其主要的歷史意義，當在於為殖民地臺灣社會的文學書寫領域開啟了另一種可能性，使得文學者可以選擇不同於古典文學的表現方式及其問題意識，來進行文學創造。張我軍此文的歷史意義應該也同樣可以從中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