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孝  （1593～1666），字長孺，號愧兩，明福建惠安人。1628年進士，擔任戶部主事，由於個性耿介，崇禎時，曾兩度遭人構陷、入獄長達28個月。明亡後，投福王，及廈、金失守，乃應鄭氏之邀，與友人辜朝薦一起經澎湖來到臺灣，受到鄭氏禮遇，與朱術桂、沈光文、徐孚遠等流寓文人時相過從，病逝臺灣，生平詩作收入《惠安王忠孝公全集》，有詩作百餘首傳世，內容主要是記述明清政權交替之際的時代動亂，是典型的流寓文人作品。居住臺灣的時間不長，接觸臺灣的生活面想必也不廣，加上明代遺臣是被亡國情緒和鄉愁、國仇緊緊包裹的文人，和臺灣相關的詩題既不多，即使和臺灣相關的詩題，也都是以詩人自己為中心、為重點的個人感思，既不寫外界，與外界也少有互動。他的〈東行〉、〈東寧中秋有感〉、〈居東首春遙祝聖躬〉、〈東郊行〉、〈東方首春有懷〉等詩，都在臺灣寫，寫的卻是自己。
徐孚遠  （1599～1665），字闇公，號復齋，明江蘇華亭人。明末，與陳子龍等人組「幾社」。明亡，從魯監國至廈門，後由鄭成功迎至廈門，受鄭氏倚重。可能是鄭成功來臺時隨之來臺，但滯留一段時間後又離臺，晚年行蹤無法確考。也有人懷疑他並不曾來過臺灣，他的臺灣行迹，是根據〈東行阻風〉、〈書懷〉、〈將耕東方感念維斗臥子愴然有作〉、〈陪寧靖集王愧兩齋中〉、〈東寧詠〉、〈鋤菜〉、〈海居〉等詩，推定其中「島居一紀」、「荷鋤東海」等語可能指的是臺灣經驗。徐孚遠是明末流亡海島的文人中，最負盛名者，其詩集《釣璜堂存稿》20卷，收錄各體詩2700餘首。陳乃乾、陳洙合編有〈徐闇公先生年譜〉。和王愧兩等遺老在一起時，難免彼此打氣、不要頹行喪志──「劍落淵潭氣自存」、「還其珍重在中原」，但述志詩卻一再表達歸農、歸隱之意──「荷鋤帶笠安愚分，草木餘生任所便」、「千載避秦真此地，問君何必武陵回」。
陳永華  （1593～1668），字後甫，明福建同安人，王忠孝推薦給鄭成功，與談時事，喻為今之臥龍，授以參軍，待以賓禮。鄭經嗣位返臺，東寧政事，委他全權處理，建聖廟、立社學，都是他倡議推動的要政。鄭經西征時，他留守主持臺政。1680年，鄭經退回臺灣之後，隨軍西征的馮錫範、劉國軒等人得勢，陳永華被排擠，被迫辭職，不久即病逝。連橫說，陳永華奠定了儒學教育的基礎，而「臺灣文學始日進」。〈夢蝶處記〉是他為友人李茂春住處落成所寫的一篇記敘文，文曰：「吾友正青善寐，而喜莊氏書。晚年能自解脫，擇地於州治之東，伐茅闢圃，臨流而坐；日與二、三小童植蔬種竹，滋藥弄卉，卜築其中，……其胸懷瀟灑無物也。無物則無不物，故雖郊邑煙火之比鄰，遊女樵夫之所闐咽，而翛然自遠。竹籬茅舍在世外，閒華野草時共枕席，則君真栩栩然蝶矣，……」於艷羨友人得解脫之言外，不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感慨。
流寓文學  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最後一個皇帝崇禎自縊，明亡。後有朱由崧、朱聿鍵、朱由榔等人自立於南京、福州、廣州等地，為福王、唐王、桂王，史稱南明三王。南明時，有明遺臣志士繼續抗清，但在鄭成攻擊退荷蘭、進佔臺灣和鄭經金、廈失守，盡棄沿海諸島之後，大都隨鄭氏移居臺灣。這些17世紀中葉流亡來臺的明遺臣，是第一批將漢語文言文學引進臺灣的文人，他們的特殊身分和處境，創造了結合遺民、流亡、鄉愁等特殊質素的文學，被稱為流寓文學。「流寓」一詞，首見於沈光文〈流寓考〉。〈流寓考〉是沈氏已失傳的著作，題名見於連橫《臺灣通史》〈沈光文傳〉。自清治已降，各府志、縣志之人物志常見「寓賢」、「流寓」、「僑寓」，都指的是明亡之後，自行或追隨鄭氏流亡暫寓臺灣的明遺臣、儒士。例外的是，有把藍鼎元、俞荔也視為「僑寓」者。連橫《臺灣通史》〈流寓列傳〉則以郁永河、陳夢林、洪壽春、蔡推慶、查元鼎、呂世宜、林豪、梁成枏等入清之後，來臺仕宦、暫居、佐幕之士為流寓。於「流寓」之解讀與眾不同。明亡之後，先後流亡來臺寓居的遺民文人有：沈光文、朱術桂、盧若騰、王忠孝、辜朝薦、沈佺期、李茂春、徐孚遠、張煌言、陳永華等，鄭成功、鄭經父子亦有詩作傳世。流寓文人在臺居停的時間長短不一，留下的作品量亦十分懸殊。沈光文、盧若騰、王忠孝、徐孚遠都有詩文集傳世，但內容不一定和臺灣有關，朱術桂僅見〈絕命詞〉及另1闕題詩，近世新出土的鄭經《東壁樓集》收入詩作479首，為流寓文人作品量之冠。
流寓文人，大都自覺不幸亡國、流寓臺灣荒陬海島，心繫故國山河，有無盡的鄉愁和滿懷的亡國、離鄉的苦悶和憤懣，無心欣賞臺灣的風光、美景，更關心不到臺灣的民情風俗。流寓文學可以等同遺民文學、鄉愁文學、流亡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