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周金波著。發表於1941年《文藝台灣》第2卷第6號。隔年此篇小說獲得文藝臺灣社所頒發的第一回「文藝台灣賞」，此作可視為周金波成名之作。小說採第一人稱自知觀點「我」來敘說故事，透過「我」來描述張明貴與高進六兩人的相異觀點，張、高二人在小說中的份量遠比「我」來得重要，綜觀全篇小說，張明貴與高進六才是主要的靈魂人物。「我」在碼頭迎接即將歸來的小舅子張明貴，「我」站在港口回想自己8年前從東京回到臺灣的那一天，而「如今職業與家庭生活已經將我封入紅磚瓦裡了。」就在此時，「我」巧遇張明貴的公學校同學高進六，他也前來迎接張明貴，高進六公學校畢業之後就在內地人的店裡幫忙，因而學得一口標準的日語，並且將自己的姓名私自改為高峰進六，加入報國青年隊。等到張明貴下了船，三個人開始展開一連串的對話。前往日本留學、闊別臺灣3年的張明貴，認為臺灣無所進展，而高進六則認為臺灣確實有進步，只是張明貴不瞭解其中的內容。自此，張明貴與高進六對於臺灣進步的問題展開了意見相左的辯論。後來，張明貴向「我」表示：「何以必須成為日本人呢？……我生於日本。我受日本教育長大，我只會講日本話，我只會用日本假名文字寫信，所以如不成為日本人就沒有辦法生存。」10天之後，「我」在報紙上看見高進六血書志願的消息，張明貴也在得知此事之後說：「要向進六認錯，我認輸了。進六才是為了臺灣而行動的人，我終究無能為力，是一個不能為臺灣作些什麼的人。」小說的情節就在張明貴與「我」一前一後緩步登上臺階中結束，而就著亮處踩踏階梯的「我」發覺樓梯還有好長好長。〈志願兵〉中的張明貴主要傳達著周金波提高臺灣文化水準的思想，而「我」在於表達周金波回鄉許久卻對改造臺灣文化力不從心的心情。張明貴與高進六的辯論，關涉民族認同情結，其方式與陳火泉在〈道〉中的部分主張大致相同，皆是透過文化的淬煉，造就臺灣人成為日本人的理想，在認同上，張明貴聲言必須施行文化的教養和訓練，使臺灣人達到與內地人相同的生活水準。高進六卻強調人神一致的膜拜方式，以求體驗大和心。從高進六血書志願的結局來看，反倒是敬神的信仰有助於「歷史鍊成」的行動，所以張明貴才會向高進六認錯服輸，而此亦表示周金波最後還是佩服本島青年以其祈禱體驗到的日本精神，化為勇於加入志願兵的決心。本篇小說自九○年代以來被貼上「皇民文學」標籤，或以民族立場責備之。此中歷史情境之複雜及當事人之心情遭遇，後人實都應有一設身處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