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美娥著。原載於1977年9月《台灣風物》47卷。中日甲午之戰，中國敗北，李鴻章代表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詩社的發展，因政權的移轉而邁入一個嶄新的旅程，它肩負起保存民族文化的責任。在此之前，臺灣約有十來個詩社，它們是在毫無政治壓力下成長（清代台灣詩社沒有明顯的反清思想），其性質屬於文人的以文會友的筆墨遊戲，時代意義十分薄弱，日治下的臺灣詩社則與此大不相同。參加科舉考試是清代讀書人唯一的出路，一旦及第，不僅個人享有榮華富貴，而且還可以光宗耀祖，為鄉里帶來榮耀，所以讀書人不惜十年寒窗苦讀，一心一意想躍過這道日夜夢寐的龍門。然而乙末割臺，山河易色，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新式學堂取代了科舉制度，舊有的讀書人深深覺得功名路絕，昔日所學已經完全不切時用，因此他們不再沈迷於八股文、試貼詩，轉而流連詩酒，藉以傾吐窮愁潦倒的苦悶，這些失落的文士，同病相憐，集合在一起，互道心聲，因而促成詩社的興起。此外，臺灣詩社之所以特盛於日治時代，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日本人佔領臺灣之後，積極推行同化政策，一心想改造臺灣人民的傳統精神，因此許多行政措施都以「滅根」為目標，企圖斬斷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在教育方面，日本政府限制漢文的傳授，學校裡雖然設有漢文課程，但並不受重視，漢文和音樂、家事等科目並列，僅居於副科地位，而且行政者還有權隨意取消，在這種情況之下，漢文面臨廢絕的危機，為了延續漢文在臺灣的生存，富有民族意識的先進，為此憂心不已；而詩社在日治時代是一種合法組織，因此有心人士就以此為掩護，在詩社的活動中保全漢文的傳播。臺灣各地原有私塾存在，負責民間的基礎教育，根據統計，日治初期全臺共有1700多所，日本政府對此龐大的民間教育機構，既不善加利用，一時又無法立即取締，因此規定私塾必須加設日語、算術等課程，等到日本政府在臺灣的行政上軌道之後，就明令取締私塾，漢文因而失去傳授場地，詩社的地位也就顯得更加重要。依據連雅堂〈台灣詩社記〉的記載，1923~1924年間，全臺有66個詩社。依據臺灣省通誌稿的記載，1936年，全臺有180多個詩社。筆者於1979年撰寫《台灣詩社之研究》碩士論文時，曾經廣為蒐羅，總計日治時代50年間，全臺知名的詩社約有270~280個，其中以臺灣瀛社、臺中櫟社、臺南南社最著名，形成北中南鼎足的形式，各執一方牛耳，而且還舉辦各種定期與不定期的聯吟活動，互通聲氣。1919年之後，臺灣的詩社數量急遽增加，幾乎每一鄉鎮都有詩社存在，這種現象的產生，與日本政府治臺的教育政策有密切的關連，當年日本政府頒佈〈台灣教育令〉，確立對臺的教育方針，有系統的進行殖民地教育，漢文的流傳因而遭到正面的挑戰。幸好，日本政府對詩社的存在，採取放任的態度，初期來臺覆任的日本官吏，大都有很深厚的漢學根基，他們能詩能文，為了達成籠絡遺老，懷柔民心的目的，他們也組織詩社，常與臺灣詩人吟詠酬唱。每當臺北召開全臺詩人聯吟大會，現任總督必定親自出席宴請與會的詩人，雖然彼此各具用心，同床異夢，不過益可見出遺老們如何費心保存漢文化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