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論爭。又稱「第二次新詩論戰」或「關（傑明）、唐（文標）事件」。1972年間，關傑明、顏元叔、唐文標發表了一系列批評現代詩的文章，由此引發了臺灣文壇對五、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全面反省。論爭以高信疆主編的《中國時報》海外專欄，胡耀恆主編的《中外文學》以及洛夫主編的《創世紀》詩刊為中心。現代詩論戰的發生有其相應的時代背景，一方面現代主義文學在臺灣發展到六○年代末，已經呈現強弩之末的疲乏感；另一方面1971年初的保釣運動，激發了臺灣旅美知識分子普遍的民族主義自覺，而該年年底臺灣突然退出聯合國，則觸動了臺灣島內政治與文化階層強烈的社會關懷意識。1972年初這股思潮在政治改革運動上雖然受挫，但其吸引了知識階層的普遍認同，轉而關注在文化層面上，則形成現代詩論戰最主要的推動力。高信疆在論戰中期曾說：「我們察覺到一個較大的趨勢是─讀者、作者，都共同要求現代詩的『歸屬性』。就時間而言，期待它與傳統的適當結合；就空間言，則寄望它和現實的真切呼應」（龍族評論專號）。因此標榜「傳統」的民族主義與推舉「現實」的社會意識，就成為現代詩論戰中最主要的訴求，並以此對抗強調純粹美學價值與突顯個人特質的現代主義文學觀點。現代詩論戰約從1972年中持續到1974年中，而可以1973年7月發行的《龍族》詩刊「評論專號」分隔為前後兩期。其中現實派的主要論者有關傑明、顏元叔、李國偉、唐文標等人，而現代主義派則多是以洛夫為主的《創世紀》詩人群。總括而言，現代詩論戰開啟了七○年代臺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風潮，其中「接續傳統」、「回歸現實」的主張在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獲得進一步的深化，並延續影響了八○年代對臺灣文學主體意識的建立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