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爭。「台灣文學的重建」論爭基本上是在戰後初期維持最久的文學園地《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上展開的，本省、外省作者們由於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造成對於臺灣文學歷史經驗及臺灣文學「特殊性」上的不同認知，而以各說各話的方式進行自我論點的闡釋，雖未得出具體的結論，卻提揭了各種延續至今在政治與文學上複雜未決的問題。戰後初期在「二二八事件」的陰霾下，《台灣新生報》於1947年8月1日開闢一個全新的副刊園地《橋》，在主編歌雷與本省作家楊逵的帶領下，配合著「作者茶會」的舉行，本省、外省作家紛就茶會議題及臺灣文學應走的方向及定位撰文發表意見。所謂「臺灣文學的重建」，就本省作家來說，是重建自二○年代以來因大東亞戰爭而終止的臺灣新文學傳統；就外省作家來說，則是以中國新文學的意涵來重建臺灣文學。《橋》副刊上所進行的論爭雖無系統性，但是觸及面卻相當寬廣，包括臺灣文學的歷史性，中國文學、臺灣文學的全體性與個性的關係，以及臺灣文學是否是鄉土文學、地方文學、邊疆文學，甚至包括方言使用等等的問題。鄉土文學、地方文學與方言使用的問題在日據時代的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戰中已有觸及，也是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爭論的焦點，而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由於牽涉到臺灣文學定位問題，在八○年代的臺灣文學統獨論戰中成為主要議論中心。參加論爭的作者，包括外省籍的歌雷、雷石榆、揚風、胡紹鐘、陳大禹、駱駝英等，本省籍的楊逵、瀨南人（林曙光）、彭明敏、何無感（張光直）等人。這場「臺灣文學的重建」論爭，本省、外省作家都以臺灣文學的「特殊性」為討論的出發點，不同的是外省作家將臺灣文學的「特殊性」認定在日本統治臺灣50年的殖民歷史經驗上，所以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一環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在祖國化、中國化的過程中，臺灣文學的「特殊性」是急須克服的一大障礙，唯有把臺灣文學的「特殊性」經過「揚棄」的過程，臺灣文學才能和祖國的文學「異途同歸」。本省作家則認為臺灣文學的重建運動要在臺灣文學「特殊性」的基礎上出發，因為臺灣文學的「特殊性」是臺灣過去的殖民經驗、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生活習慣交互影響而成的，正因為如此，所以臺灣文學有其「特殊的」發展軌跡，作為中國文學一部分的臺灣文學是自主而獨立的，它的最後目標是朝向作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而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