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譯為「讀者反應理論」。讀者反應批評並不特指某一系統化的理論派別。他們並無共同的假設前提或方法論，唯一共同點是皆聚焦於讀者的閱讀反應問題。1980年，Jane P. Tompkins（1940~）收輯代表性論文編成Reader-Response Criticism一書，此後便以此總稱之。讀者反應理論認為意義的具現跟讀者的閱讀過程息息相關，是讀者主觀的感受、體驗、理解或創造的產物，所以文本並不具有新批評（New Criticism）所謂的唯一的正解，意義更非客觀地內在於文本之中。德國批評家Wolfgang Iser（1926~）應用Roman Ingarden的現象學方法著重探討個別讀者的閱讀過程。他主張文學文本乃作者意向行為的結果，能部分地制約讀者的反應，同時文本含有許多不定點（indeterminacy或indeterminate elements）與縫隙（gaps），讀者通過持續的綜合與建構式的創造性閱讀，才能具體化審美客體。Iser還提出潛藏於文本結構中的隱含讀者（implied reader）概念，為文本中一種閱讀反應的召喚結構（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s），真實讀者（actual reader）透過此一結構進行閱讀，一方面創造性地閱讀，充實所有的不定點與縫隙，另方面仍受到文本制限，以確保不會天馬行空地成為誤讀。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家Jonathan Culler（1944~）所著之Structuralist Poetics則強調文學研究是要去考察制約著文學解釋活動的那些條件，而非對個別作品提出不同的闡釋。Culler認為讀者所以能掌握理解文本，乃因讀者內化了一種解釋規則與規範系統，他稱此為「文學能力」，或譯為文學資格（literary competence），並由此衍生「資格讀者」（competent reader）。資格讀者不一定深通某一特定文本，但卻廣泛了解許多闡釋方法以及整個文學傳統（尤其是解讀傳統）。換言之，本文彷如具體個別的「言語／parole」，必須在整個詮釋傳統「語言／language」的觀照下才能顯示出意義，同時也確保意義的闡釋不是漫無邊際的解讀。Stanley E. Fish（1938~）早期的「感受文體學」（affective stylistics）主張文學是一個動態的生成過程，是一種事件（event），他認為讀者逐字閱讀時，除了理解已讀部分，同時會有所預測，有時可能猜錯，Fish認為這些「猜錯」亦是文本意義的一部份，換言之，意義是閱讀過程中發生在讀者身上的一切，所以Fish主張批評就是忠實記錄讀者的閱讀反應。Fish更於1980年提出「解釋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ies，或譯為詮釋社群）觀點，認為在解釋共同體裡的成員，共同享有某些詮釋或閱讀的「策略」（strategy），或有一套共有的文學預設，這些都會影響成員的閱讀反應。不同的解釋共同體會有不同的詮釋結果，而對文本的解讀或效力，都只屬於讀者所處的解釋共同體，所以不存在一種具有普遍效力的正確解讀。David Bleich與Norman N. Holland（1927~）皆從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角度切入研究閱讀的主觀心理反應。Bleich在Subjective Criticism一書指出讀者的閱讀反應決定於個別讀者因其個性所形成的主觀閱讀。Holland則強調閱讀是文本和讀者防禦機制間的一種交往。Harold Bloom（1930~）在Anxiety of influence一書裡運用佛洛依德的心理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s）觀念，認為讀者的閱讀心理也有防衛機制，防衛自己受到影響以捍衛自己想像中的一種自主性。在這樣的理路之下，Bloom斷言所有的閱讀都是誤讀，文本不會有確定的解釋，更遑論正確的解釋，頂多只有優勢誤讀與弱勢誤讀之別。Bloom還進一步地運用伊底帕斯情結來解釋文學發展，他認為當代詩人面對強大的文學傳統，就像活在強大父親的陰影之下，為求嶄露頭角，必有意無意地誤讀前人，進而擠進作者行列。臺灣於1980年前後陸續譯介讀者反應批評，單德興、何春蕤、廖炳惠等有譯文或相關論述散見於《中外文學》；葉嘉瑩、方瑜、楊玉成亦曾運用讀者反應批評觀點於古典文學研究；90年之後，國內譯有Elizabeth Freund的《讀者反應理論批評》（The Return of the Reader :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此外大陸學者龍協濤《文學讀解與美的再創造》則以讀者反應理論立場分析古典作品，其《讀者反應理論》一書則是對讀者反應批評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