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er，或譯「同志」、「怪胎」。其理論牽涉範圍極廣，既因革女、男同志研究（lesbian studies and gay studies）之已有成果，也包含性慾或性別認同上，逸離主流規範之各式現象的探討。「queer」本是在恐同（homophobic）論述中，對同性戀者的污衊性代稱。自九○年代愛滋（AIDS）蔓延後，同性戀者卻運用反論述（reverse discourse）的策略，將此污名轉化為標示其身分認同、生存方式及學術研究的特殊用語，一方面據以達成對外現身、宣傳的效果；另方面亦使排拒同化主義同志運動中的女、男酷兒，得以找到新的棲身之所。就理論本身而言，其大量借用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者的創意，如拉崗（Lacon）的精神分析模式、德希達（Derrida）對西方二元對立思維及語文結構的解構，與傅科（Foulcault）關於性、知識、權力間的複雜論述，用以分析如男／女、異性戀／同性戀等僵固分類，及本質傾向的謬誤；並將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慾、變裝癖等置於「性」（sexuality）的解釋脈絡裏，彰顯其社會建構的事實。或許由於「Queer／酷兒總是自居於邊緣的、另類的次文化位置，並且拒絕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堅持自身的另類性格」（卡維波：〈什麼是酷兒？——色情國族〉），因此臺灣自1994年《島嶼邊緣》引入「酷兒」一詞以來，即企圖辨明本土「酷兒」（相對於根生歐美的「queer」）的特異身世：「就英翻中來說，『queer』這個字在國外本來是用來罵同性戀的粗話，後來被同性戀人士挪用，可是『queer』的詛咒色彩並沒有在『酷兒』上頭充份還魂。就中翻英而言，中文『酷兒』在臺灣引發的酷炫想像，也很難譯回原來的『queer』……酷兒就是混血之後的新品種，至少要同時面對兩回事：一方面要和『queer』交叉對話並持續接受外來刺激，而另一方面也要書寫在地的歷史」（紀大偉：〈酷兒論——思考當代台灣酷兒與酷兒文學〉）；而且「酷兒」和「同志」在臺灣也不似西方的壁壘分明，兩者毋寧是互相支援的關係：「在英美文化中，『queer』的出現，是為了檢討反省歷時數十年的同志運動；然而在台灣，同志運動才剛冒出頭，酷兒卻隨即登場……在我們的文化情境中，有些人身為同志，也同時是個酷兒」（同前文）。所以「酷兒理論」內涵之難以定義，也因其一直處於發展的階段。關於臺灣的酷兒理論，除了張小虹、何春蕤、劉亮雅等學者的論述，紀大偉主編之《酷兒啟示錄——台灣當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當代QUEER文學讀本》，則從理論、實踐兩面，收錄本土新生代酷兒的相關書寫。而張娟芬的《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雖未以「酷兒」為名，仍可視為近年此一領域的重要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