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Abrams在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第七版）將「解釋」（interpretation）分為廣、狹兩個定義，極為簡要。就後者而言，去解釋（interpret）一部文學作品，意即用分析的方式，仔細說明、顯豁、評註它語言中的意義，通常尤其關注作品裏曖昧、歧義及比喻性的段落；就前者來說，則要去釐清以語言為媒介的整部作品中，所有涵意及藝術特徵，因此舉凡作品的類型、構成要素、結構、主題、影響等，都在分析的範圍之內。「詮釋學」（hermeneutics），或譯為「解釋學」、「釋義學」、「闡釋學」。其詞源自於希臘文hermeneuein、hermeneia，並與作為眾神使者的Hermes密切相關，所謂Hermes process即意味著將某種外來、陌生、模糊的東西，轉化為切近、真實、可辨的過程。根據Richard E. Palmer的整理，hermeneuein和hermeneia涉及：一、表達（to express）、斷言（to assert）或說話（to say），此乃關係於Hermes的發布（announcing）功能；二、說明（to explain），如神諭將詞語帶入某種與實在相關的情境；三、翻譯（to translate），像Hermes為兩個世界間傳遞訊息。而在現代，詮釋學先後曾被界定為：一、註釋聖經的理論；二、一般文獻學方法論；三、一切語言理解的科學；四、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的方法論基礎；五、存在和理解存在的現象學；六、作為恢復意義與破壞偶像的詮釋系統。因前兩者與文學之交涉較遠，故在此不復說明。十九世紀初，德國神學家Schleiermacher試圖將詮釋學建構為一套試用於各類文本的「理解的藝術」，其中包含「語法的」和「心理的」兩種成份相互作用。Wilhelm Dilthey則在1890年代發展了此一觀點，並試圖將詮釋學發展成人文科學的基礎。他認為人文科學的目標，在於從相對、具體的生命自身（對立於絕對、超驗的形而上學）去體驗生命，而對作品的理解，便是從他人活生生的經驗表現中，去發現自己。Dilthey以「詮釋學的循環」（hermeneutic circle），系統地陳述了有關理解的操作，簡單來說，即「意義」是語言（生命亦然）整體及部分間交互指涉、影響的結果，因此，理解不會沒有預設，也不可能跳脫詮釋者處身的歷史情境。其後，解釋理論復甦於1950到1960年代，同時還伴隨著哲學和文學批評將焦點轉向語言客體（linguistic object）的趨勢。Emilio Betti、E.D.Hirsch和Martin Heidegger、Hans George Gadamer各別繼承了Dilthey學說的不同面向，也因之發展出相反的詮釋徑路。前者側重在讀者客觀理解作者意圖的能力，以為讀者應該深諳語言成規、準則，並在文本內部及其外緣（如創作當時的文化環境、文學風氣等）掌握有關作者見解、視界的線索；後者則關注於文本傳達之「內在生命」（the inner life）的再度經驗，Heidegger並將之納入存在哲學（existential philosophy）來討論，而他的學生Gadamer也延續了此一哲學前提，主張詮釋學的任務不是去建立理解的正確規則，卻是去描述人對世界的整體經驗中，理解如何可能。至於Paul Ricoeur，不同於重視歷史性的德國思想傳統，而更注意各種解釋間的衝突問題。傳統的文學批評幾乎把焦點都放在對作者意旨的瞭解上，甚至新批評（New Critics）也贊成文本意義與作者意圖的一致性；然而部分結構與後結構理論（structural and poststructural theories），則徹底截斷文本與作者或主體（subject）的聯繫，而將意義訴諸語言的內部張力，或讀者運用的特殊解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