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義」一詞被廣泛地用於討論二十世紀上半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之後的文學與藝術，辨識其主題、形式、概念、風格等方面的一些新特徵。文學史學者推定現代主義者發韌於十九世紀的九○年代，然而泰半同意所謂的高度現代主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標誌著史無前例的變革幅度與速度。單單1922一年，現代主義者深具突破性的不朽之作就已出現，諸如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里西斯》（Ulysses）、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約伯的房間》（Jacob’s Room），同時還有其他眾多實驗性質的文學作品。所謂「現代主義」或「現代主義者」的特徵，往往因為使用者不同而有差異，唯大部分的批評者都同意，現代主義牽涉到與西方藝術、西方大眾文化的傳統成分之間某種或審慎、或激進的衝突決裂。在這層意義上來說，現代主義早期的重要知識份子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he, 1844～1900）、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弗萊澤（James G. Frazer, 1890～1915）等人也是思想家，他們質疑的是由傳統的社會機制、宗教、倫理道德以及構設人類自我的方式所支撐起的某種確定性。世界大戰的巨變撼動了人們對西方文明的道德基礎、統一、持續等特性的信念，並且對傳統的文學模式提出質疑，認為這樣的模式無法表現戰後世界如此嚴苛、嘈錯的事實。艾略特在1923年評論《尤里西斯》時指出，傳統中構設文學作品的模式是井然有序、穩定不變的，反映出類似的社會秩序，這樣的模式無法符應當代社會漫無邊際、彷彿永無止境的虛惘與混亂。喬伊斯、龐德（Ezra Pound）、艾略特等人的作品皆以新的形式和風格進行實驗，企圖淬煉出當代的失序，以之與往昔文化裡建立於宗教或神話的秩序、整全對照比較。臺灣在日據時期即已透過日文譯介接受現代主義，包括風車詩社、銀鈴會等皆有創作成績，然而在1949年後一度中斷，跨越語言的一代因語言轉換的困境而暫時停止創作，於是，現代主義的後續發展延遲至六○年代才有新境。除了現代詩論戰所標舉的「現代」大旗，五○年代末的《文學雜誌》已然引進西方文學作品及思潮，其後，創刊於1960年三月的《現代文學》季刊尤其堪稱「現代主義在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刊物。該刊自白先勇發起，至於1973年九月第51期止，主要作者如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等於現代主義皆有濡染，杜國清翻譯《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與《詩的效用和批評的效用》，葉維廉翻譯並討論龐德，鄭樹森、李歐梵則繼續發展文學批評。《現代文學》固然在一開始即憑藉創作展現出現代主義色彩，並開啟戰後臺灣文學勇於反思個人生命情境的風貌，所譯介的西方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的影響力更加持久，成為學院中最為鮮明的論述路徑，甚至「現代主義」曾與「學院派」的定義標準顯然有別，兩者的指涉範圍卻時相重疊。其後雖然各種理論、思潮爭起，然而現代主義對臺灣文學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由2001年6月政治大學中文系主辦的「現代主義與臺灣文學學術研討會」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