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研究讀者對作品解讀、感受的接受史。此一理論興起於六○年代中後期，以德國康斯坦茨學派（Constance School）為中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即為此一學派健將姚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姚斯借用孔恩（Thomas S. Kuhn，1922~）《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提出的「範式」（paradigm）概念，歸納過去的文學研究方法，整理為三種範式：古典／人文主義範式、歷史／實證主義範式以及美學形式主義範式。姚斯認為此三種範式割裂了「文學」、「歷史」與「美學」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因而有必要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即接受理論。此一理論同時架構了歷時與並時之下的作者、作品與讀者之間的多重關係，尤其著重讀者對作品接受、理解的重要性。姚斯於1969年〈文學史作為文學理論的挑戰〉（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一文中提出接受理論早期的基本觀點。其中最關鍵者在於提出「預期視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s）」。受羅曼˙英格登（Roman Ingarden，【cf.現象學與現象學批評】）的啟發，姚斯強調讀者「具體化」的特質，認為讀者才是「文本意義」的主要來源，所以文本並無所謂的「客觀意義（objective meaning）」，僅具有各色各樣可供客觀描述的特質。讀者於閱讀之前，對其他作品的了解或對自我生命的體驗即為他原已有的「預期視域」，而閱讀過程中，這些預期會受到文本特質的挑戰，可能是更加確認、也可能完全不符、甚至預期視域被駁倒，在這些過程之中，讀者隨時在重新組構、調整他的閱讀預期，此即為閱讀反應，而閱讀反應才是構成文本的意義與美學特質之所在。因此，文學史即為讀者的接受史。時間變遷之下，讀者在語言或美學預期上可能會有所更張，而後代讀者與批評家不僅閱讀作品，同時也會涉獵前行讀者的閱讀意見，遂逐步形成一種對作品「詮釋與評價的歷史傳統」。受Hans-Georg Gadamer觀念影響，姚斯認為在單一文本與連續不斷的讀者群的多樣預期之間，應視此一傳統為一種持續的「辯證」或「對話」。將文學接受視為一種對話，即其所謂的「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英國學者M. H. Abrams（1912~）指出視域融合含括兩個理論層面：以「接受美學（reception-aesthetic）」視之，任一文本的意義與美學特質實為一組隱含語意與美學潛能，只有在經過一段長時間，積累了許多讀者閱讀反應之後，才能逐漸顯豁。另一方面，以「接受史」角度言之，此理論觀點轉化了傳統文學史觀念。傳統上的文學史，敘述許多作品的發展始末，而作品總有固定的意義與評價，但以「接受史」理論來看，隨著世代交替，讀者視域也會隨之變化，因而選擇哪些文本加以詮釋、評價的方式也會不斷地變遷。故文學作品不會有固定的或最終的意義與評價，而文學史則必然會是一種需要不斷重述的歷史。接受理論影響至今未衰。兩岸於1980年代後開始大量譯介此一理論，重要者如1987年大陸周寧、金元浦譯有《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此譯本結合姚斯之Toward Aesthetic of Reception與霍拉勃（Robert C. Holub）的Reception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後者國內亦有董之林的譯本《接受美學理論》。1990年後已有不少以接受理論觀點進行研究的接受史專著，例如蔡振念之《杜詩唐宋接受史》、楊文雄之《李白詩歌接受史》，大陸學者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