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末，義大利文“umanista”（“humanist”，常譯為「人文學者」）稱謂的出現，乃基於學術範疇的區別。與數學、自然科學、神學等學門不同，人文學者致力於文法、修辭、詩歌、歷史、倫理學等，在文藝復興時期稱作”studia humanitatis”（“the humanities”，常譯為「人文學」），即與人自身道德、想像活動密切相關的教學與研究。他們將大幅心力投注於學習、復原及註釋以希臘、拉丁文寫成的古老文獻，因此得以保存許多基督文明前的珍貴史料及理念，且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柏拉圖（Plato），尤其是西塞羅（Cicero）這些古典作者的精神引領下，寫了大量關切教育、倫理、政治的論文。但遲至19世紀，”Humanism”（常譯為「人文主義」）一詞才正式鑄成，大致含括前此人文傳統的幾項特徵：一、假定「人」處身宇宙間的中心地位與尊嚴，不似中世紀以「神」為真理的唯一來源（即使如John Milton等所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義，也傾向人力所能及的價值）。二、主張人應憑藉獨有的理性，對抗動物性的慾念與衝動，使生活井然有序。三、強調學習古典文獻的重要，尤為重視其中蘊含的實際價值（如倫理道德等，相較於美感價值）。四、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使個人多樣的潛能全面得到發展，而不僅是訓練嫻熟一技的專才。文藝復興時期勃發的人文主義理想，雖屢被近世猛進的科技巨浪所掩沒，但後繼者依然不絕如縷。維多利亞時期的Matthew Arnold，便堅定呼籲博雅的古典文明，不當被科學知識、技能教育所取代；且視詩歌為對人生的評論。而19世紀末的德國哲人Wilhelm Dilthey，更清楚畫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界限：前者旨在為世界提出簡約的說明；後者則要對鮮活、飽滿的經驗世界（包括文學），達成一種「瞭解」（understanding）。進入20世紀後，則以1910~1933A.D.發生於美國境內，由Irving Babbitt和Paul Elmer More所領導的「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最為重要。他們強烈主張重返人文教育的傳統，並以根植於古典文學的倫理、政治觀點及文學價值為依歸。除了來自物質文明的威脅，「人文主義」在當代更面臨理論內部的挑戰。其維護古典傳統與主體（subject）優位的觀點，即不被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馬克思主義（Marxism）與新歷史主義（New-historicism）支持者所認可；此外，諸如性別、種族……等有關身份認同的理論研究（identity theories），雖也著眼於主體自覺，但其內涵已非人文主義所倡言的普遍人性（universal humanity）。